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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不小心成了“大汉奸”

(2007-07-11 10:05:33)
分类: 琐碎日记
     我一不小心成了“大汉奸”
 
    大约是1998年底吧,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变味的“爱国主义”》,其中涉及到当时如日中天(起码方军本人是这么认为的)的方军,当时他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正炒得热烈。习惯了人们恭维的方大名人脾气火爆,三次投书发表该文的《杂文报》,扬言要投书某国某国大使馆和向国家出版总署“反映问题”。可惜我所批评的他的言论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他对我“无中生有”的指责恰恰证明了他自己的“有中生无”,再次《杂文报》的编辑也没有被他这样扬言要向“世界各国媒体通报”的大名人兼大能人吓住,尤其是该文责编邱小刚先生还写了一则幽默辛辣的说明,并没有因为方军以其总编的“把关能力”相要挟而两股战战。方军自讨没趣。没想到事隔多年以后的2007年,《读者》再次转载了我9年前写的这篇文章--看来伪爱国主义者是越来越多了。这下子,方军再次犯了名人脾气,在下列文字中给我老魏升级为“汉奸”了,而且还是傅仪、汪精卫一个级别的大汉奸!以下是他的文字:
    根据我的调查,"卢沟桥"这一词汇,是本世纪和上个世纪被最多引用在中日关系文字资料中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历史、人文、战争史、中日关系等独特的含义,时至今日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替代。

  我本人作为"现代抗战文学作家"也一直大量引用这个词汇。多年来,我相关于"卢沟桥"为题材的作品,丝毫没有受到来自于日本国的攻击;而来自于中国人的攻击倒"连绵不绝"。有个叫魏剑美的,他断章取义地删去我说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的含义,而批判我下面的说法:"今天,你们再去卢沟桥试一试?"是"变味的爱国主义"。

   经过魏剑美的修改,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学无术的地赖。

   好像我这个荣获"中国图书奖"、"优秀图书奖"的作家连一个街上的泼皮都不如。

   好像我整天光着大板脊梁、拍着胸脯在日本四处和人家日本人叫板。

   这样可耻的攻击行为,倒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四大伪政权,他们是:东北的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和帮助侵华日军杀害中国人的300万伪军来。

   七七事变,十万之众的29军镇守北平。就是因为当时的伪政权之一的"冀东自治政府"殷汝耕投降派,帮助盘踞在北平的万余日军,从而使29军在军事上连连失利。

   中国人整治中国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数、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自古有之。

   本人一下子“荣升”为和四大汉奸政权平起平坐的风云人物,还真要拜“现代抗战文学作家”(好奇怪的名称啊!)方军所赐,但还没等我沾沾自喜,旋即想到我因为区区一篇文章就达到这样的高度,想来做大汉奸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啊,只要拥有话语权的人舍得扣帽子就是。不过这样一来,他这个荣获"中国图书奖"、"优秀图书奖"的作家的严肃性就很靠不住了啊,行径确实比不上街上的泼皮了!甚至完全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学无术的地赖也难说得很啊!起码泼皮也好,无赖也罢,打架便打架,胡说便胡说,但决不至于因为张三指责自己说了癫话就要将张三列为卖国贼、大汉奸的!

   再次有幸得到方军大名人的严厉批判,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谓获得这个奖那个奖的名人们实在是越来越不堪了,甚至连文字不通、逻辑不清的人也可以成为“现代抗战文学作家”,也可以“代表中国青年一代发言”。呵呵,真是只有更傻逼的,没有最傻逼的啊!

 

附:

    一味颂扬自我,贬损他人的“爱国主义”是很容易沦为误国主义的!

 

                             变味的“爱国主义”

                               文/魏剑美

 

    近日拜读了一本“爱国主义读物”,受益匪浅,方始明白我泱泱中央大国、炎黄子孙可引而傲天下者居然俯拾皆是:机器人决非西洋佬始创,我国早有动力学权威鲁班大师攻克该项科研项目;诸葛先生的“木牛流马”比起洋人的汽车、火车来更是早了千余年;至于电子计算机,当然更得在我们的算盘面前自称晚辈……总之一句话,凡荒蛮夷人、长毛洋鬼所谓之现代科技,考其起源,都可纳于我国古人的伟大发明创造之后。作者最后大发号召,要求广大学子乃至全体国民为我泱泱大国的伟大文化而骄傲,为我们祖先的“先见”之明而自豪。

    爱国,当然是一国公民所应当具备的起码情感。对青少年加强爱国方义教育也是媒体、作家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许多年以来,我们的“爱国主义”事实上一直在一个误区内转悠,以为爱国就是坚信自己民族的一切都好,就是拒绝承认他国的优秀、先进。于是我们的媒体、书本反复宣扬“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勤劳勇敢”,宣扬长城、故宫、“四大发明”,宣扬中国人如何扬眉吐气难倒“老外”。在这种“爱国主义”文化的熏陶下,于是有了1997年“十强赛”前大连金州某宾馆经理的拍胸脯保证:一定让伊朗队吃不饱、睡不好,浑身不舒服却又说不出不舒服在哪。

    于是有了《我所见到的鬼子兵》作者方军对日本“老鬼子”的庄严宣战:“现在再到卢沟桥来打一仗,我们一个营,你们一个师,你们敢吗?”

    于是有了中美拳击散打对抗赛后的骄傲结论:通过这一场比赛,中国武术和西洋拳击熟优熟劣已有结论。

    于是有小伙子在公交车上抢在外国女士之前占了位子还要放言:“都什么年代了,咱中国人还怕她洋鬼子不行!”

    当然,一个饱受凌辱、蹂躏的民族关乎国格、气节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这可以理解,但若一味借辉煌的历史甚或想像的辉煌历史来自我陶醉则未免阿Q气太重,再若一味扬己贬人则更不利于同世界的沟通与交流。时代不同了,屈辱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藏在心中,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学习别人、尊重别人,甚或赞美别人都不是屈膝求欢、卖国媚敌的丑事,相反还会增进与他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以我们的谦虚、友好、勤奋去赢得“老外”的尊敬,去树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

    韩国人真诚地羡慕我们:“你们有鲁迅,而我们没有。”我们不认为他丧了国格。相反,他让我们感觉到了韩国人的自省精神和文化品位。勃兰特总统在波兰烈士陵墓前跪下了,全世界都没有认为他丧失了国格。相反,德国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谅解,该国政府检讨历史的勇气赢得了普遍尊敬。与此不同,日本政府是“爱国”的,年年有人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辩护,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种“爱国”事实上是误国。

    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明白并告诉青少年的是:爱国不仅仅是热爱祖国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对无知与错误决策的检讨,对苦难与屈辱的缅怀,并且学会对他国和他国文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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