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处：储先亮：城隍庙谒孙觉_大皖新闻 | 安徽网

北宋皇佑三年（1051），庐州府城隍庙始建，几经废兴，典雅端庄。

好多年前逛合肥城隍庙时知道孙觉在那里当了城隍爷。

孙觉在生时曾任庐州知府，死后被尊奉为庐州城隍，生死不易，阴阳一地，觉得他好有福气，便在散文《庙里的神仙》中提到过他：“北宋时期政治家、首任庐州知府孙觉，因为任上尽职尽责为百姓着想，深受人们爱戴，被尊奉为庐州府第一城隍。像他这样尘世有功，死后转岗续治阴曹地府的人，始终活在百姓的心里，算是永垂不朽了。”

《庙里的神仙》只略微提到他，不曾深究。后来在好多书中、不经意间频频见到他，便止不住探寻一番，肃然起敬之后，总觉得当年的那一次匆匆有些不成敬意，便决定再去拜谒他。

合肥城隍庙西邻蒙城路，南北有淮河路和安庆路夹着，外围是拥簇它的城隍庙市场，古董字玩，古色古香，鞋帽服装，异彩纷呈，传统食品，琳琅满目，满街红尘，充巷烟火，闾阎扑地，摩肩接踵——城隍庙里的那些神仙很接地气。

入山门，穿过戏楼，来在城隍殿，除见孙觉城隍等道教众神端坐殿上外，壁画有孙觉巡视图，现躬亲体察亲民之态。陡然让人想到《合肥县志·名宦传》所云：“孙觉，高邮人，神宗时为合肥主簿，岁旱，州课民捕蝗输之官，觉言：‘民方艰食，难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尽力，是为除害而享利也。’守悦，推其说下之他县，后知庐州。”

这段话节选自《宋史》。《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列传第一百三》为孙觉等十人立传，孙觉列其首。《宋史》虽为二十四史之一，但文字粗糙，堆史料而已矣，其笔法和文韵皆无法与“无韵之离骚”一类史书相比。《宋史》以一千多字为孙觉立传，传虽无特色，倒是重墨于孙觉敢于谏言，着重记载了孙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王安石新政失败退居钟山时“枉驾道旧事”的一些过往。此外就是关于孙觉外放的一些经历和功绩，知庐州捕蝗换米一事在其中。捕蝗换米这事有类于今天的以工代赈，受赈济者参加力役以获得劳务报酬，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之法孙觉在知福州任上也干过，明人冯梦龙编纂的《智囊全集·孙觉知福州》云：“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日：‘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获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这事做得实在高明，损有余而补不足，替富人用多余的钱从欠市易钱的百姓那里去买福报，救狱囚于桎梏，亏他孙知府想得出来。但是这事却不见于《宋史》，是元人脱脱编《宋史》时遗漏了，还是明人冯梦龙编纂《智囊全集》时胡诌？前者可能性大于后者，因为孙觉与苏轼的交厚，以及孙觉晚年“提举醴泉观，求舒州灵仙观以归。”的原因同样不见于孙觉传。

孙觉以敢言著称，这一点与苏轼合拍。二人同朝为官之时，不少政事上所见略同，便有了很多联名奏状，表明彼此一致的想法。《苏文忠公全集》（明陈明卿校订，文盛堂藏板）卷五十三至卷六十九收苏东坡给皇上、太后的奏表、状、书、札约282篇，其中17篇是与人同奏，17篇同奏状中有13篇就有孙觉在内。这些同奏状同奏人最少时仅为2人，即为苏轼和孙觉，为《乞裁减巡铺兵士重赏》状，最多一纸奏状《议富弼配享状》竟然有28人同奏，他们众望所归于北宋政治家富弼死后能配享神宗庙庭，遂有此状，孙觉在其列。

孙觉在人生来路不多时：“擢御史中丞，数月，以疾请罢，除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求舒州灵仙观以归。哲宗遣使存劳，赐白金五百两。卒，年六十三。”孙觉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京城醴泉观不去，却偏偏“求舒州灵仙观以归”？《宋史》孙觉传不曾交待，笔者妄猜，醴泉观、舒州灵仙观都是当时的道教名观，醴泉观在汴京，灵仙观在舒州。黄庭坚过舒州和任朝奉郎兼舒州知州时，因喜爱灵仙观旁的山谷流泉景致而自号“山谷道人”，在那里留下的诗作和石刻流传至今。其时孙觉“求舒州灵仙观以归”的决定是不是受了黄庭坚的影响？黄庭坚毕竟是他托苏轼、李常等朋友撮合的快心遂意的乘龙快婿。

出城隍庙向西数十步出城隍庙市场西门，车水马龙间，灯火初上，西南不远的省老博物馆，在高高低低的水杉宝塔尖的拥簇中亦实亦幻，那是古庐州府和合肥县的衙署所在，一路隔东西，两眼望今古，人的思绪总有些按捺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