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公交案侦破虽已告一段落，但留给我们的痛却永远存在，于受害者，于政府，于我们这个社会，都值得我们深思。

6月10日，厦门警方公布了厦门公交车放火案陈水总犯罪主要证据。综合人证、物证、技术鉴定等各方面调查结果，无可辩驳地证明，陈水总就是这起放火案的元凶。

厦门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称，陈水总如此丧心病狂，全社会必须共诛之。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丧心病狂拿公共交通工具下手，夺去46条无辜者的生命，这是何等严重的反社会罪行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极端行为，完全击穿了人性的最低底线，是社会完全无可容忍的，理应受到公众舆论最强烈的谴责！

的确，对于陈水总的这种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上，都是无法容忍的，都必须要给予强烈的批判与谴责。

然而，对于“陈水总”之痛，我们却不能止于谴责与批判，更不能止于“陈水总”一人。因为从“陈水总”的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矛盾”之痛、“信访维稳”之痛，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近日，有位在信访部门工作的领导说，有位上访者就曾威胁他们，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效仿“陈水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受历史遗留问题、利益调整和体制机制等原因，各种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多发，一些地方也发生过极端事件。

在当前的社会矛盾现实当中，有三种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地方政府或部门以“维稳”为手段而不是目标，就维稳抓维稳，不讲规则讲摆平，掩盖了太多的矛盾与问题，甚至助长了信访的高发态势，形成了“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局面。

二是滋生了部分“信访获利”人员。有两种获利人员，一种是利用关系、权力在信访中获利，比如同样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关系有后台的人可能获利更多，甚至于超过法律规定的额度，这种情况很多。有的还以维稳为借口，为某些关联人群或人员谋利；还有一种就是“职业上访者”，他们深谙此道，抓住了领导怕上访、怕出事的软肋，从而要挟获利。

三是让一部真正困难、真正有问题的上访者失去了有效通道。这才是我们体制真正的悲哀，那些有点后台、有点关系、懂点套路的人能够从信访中争取到利益甚至于超额利益，可是对于一些身处底层的人来说，既无关系后台，又不懂得规则套路，还真的难以找到出路。

面对今天这个“矛盾多发”、“心态浮躁”的社会，我们必须审慎面对，只有以“法治”为突破口，才能化解这样的社会转型之痛。

今天，人民日报刊文“新一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制建设为突破口”，提出当前的第五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这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新认识和对改革所处新阶段的把握。

如何让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法治应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防线，要让法律为公平的制度建设建立防线。当前信访量多发、群体事件多发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地方。这里面当然有官员腐败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制度固化的因素。比如贫富差距过大，就与我们当前的城乡二元社会、土地制度等紧密相关。即使是官员腐败，也存在着体制上障碍。

其次，法治应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主要手段，必须在制度上有所突破，真正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当前，化解社会矛盾有很多办法，但以行政手段居多，特别是在非正常上访和群体事件、突发事件的处置当中，更是过多的动用了行政色彩浓厚的“维稳手段”，而没有充分发挥法治手段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还不够，这也需要在制度上突破。比如如何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从人事权、财政权方面建立保障机制，真正减少行政、权力对于司法的干扰；比如如何提高司法的公开、透明度，真正让司法接受群众的监督；比如如何提高司法的效率和执行力，真正让老百姓耗得起官司、打得起官司。

当前，要坚决推进信访制度改革，直至取消信访，真正让社会矛盾化解完全进入法治化轨道，无论是调解、协调还是判决，都应进入法治轨道，不能由领导代替法律，不能由权力站在法律之上。

再次，在法治的解决途径上，当前要选准三大突破口。一是要以“公开”为重点，推进各个方面的公开，以公开促公平，通过公开来加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最大限度的限制公权。二是要加大当前推进的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真正让其归于法律的本真，而不是把法律的问题交给领导、交给政治。三是要在重大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处置上予以法治上的突破，从法律的层面依法处理，而不是靠领导的命令、意志来摆平。

当然，法律是理性的，所以有时候会很冰冷。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靠法律解决一切问题，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增加人文性的关怀。因此，在法治的最后一个问题上，还必须要有人性化的制度设计。比如对于那些在现有法律政策情况下不能解决其诉求的人群，但是又确有困难的，我们该怎么办，是一刀切，还是应该有人文性的关怀，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比如那些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民事利益如何得到保障，也是当前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