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我正在家里电话联系采访对象，那是一个悲惨的社会新闻：9个售楼的女孩子，多数还没大学毕业，因为煤气中毒死在SOHO现代城后面的出租屋里。挂掉电话大概是3点，短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他们都看到新闻频道说，北京通州有3.9级地震。一个朋友还笑着说：你家电话打不通，手机又不接，还以为你们那儿……

当时大家还在开玩笑。我翻出和编辑老蒋的聊天记录，下午3点14分，我还在跟他商量，售楼女孩的稿子可能要写3个版，而3点25分，我还给他发去一个链接，一个乐山人在本地论坛说，现在我家的地面还在摇呢！“这人真稳重……”我们齐赞了一下。

两分钟后，我接到同行B的电话，他老家在雅安汉源县，家里人来电，说房子垮了很多，他奶奶是被人背出来的，而父亲在外面开车，一直联系不上。他在电话里都快要哭出来了，而他们的领导，开始责备他不该这么早回京（他五一假期刚回了四川老家）。这时，我觉得自己触摸到了这场灾难。

开始搜索家里所有的新闻频道，从央视到凤凰，从CNN到BBC，都在插播地震的消息，连对岸的东森和TVBS也中断大选报道，开始直播。当晚最痛心的消息是“聚源中学900名师生被埋”，在报道这则新闻时，TVBS的主播说“最令人鼻酸”，CNN的主播则使用了“The most heartbroken”的字眼。

13日，更多坏消息传来。不能看那些从废墟里被揪出来的小孩子，脸色苍白，嘴角淌着血，看到就止不住地流眼泪——如你所知，台湾的新闻频道又擅于煽情。中午，母亲打电话过来，问往哪里捐款最有保证。挂了电话，就一个人哇哇地大哭了10分钟。

还得赶稿。一条不相关的稿。开着电视，一边哭一边写，还奇怪着，好像过去几年都没有流过这么多眼泪。14号晚上，截稿的前一天，我把稿子传给老蒋，编辑部正在鸡飞狗跳地赶制临时封面“震恸中国”。我对他说：不怕你笑话，我边写边哭。他回过来一句：我哭了三回了。

第一拔同事已经入川，我也蠢蠢欲动着，但那时候我还是“安库雷”，还要在原单位上班，于是就试着电话联系那些人在外地的寻亲者，做一个外围。也就在那时，发现百度贴吧上的寻亲信息大半都来自一个叫做“北川”的地方。当时还想，难道这里会比汶川还严重吗？14号晚上，寻亲者的求救电话陆续打进来，他们的信息饥渴到了极点。15号凌晨3点，一个人在德阳的北川女孩子发短信给我：“救救北川！老县城已经没有了！”无力感达到了顶点。

16号下午，终于再次接到编辑部电话：出发，去北川中学！赶紧订机票，赶紧向原单位请假，赶紧告诉父母，要去四川，但只是成都而已。飞机不出意料地延迟起飞，深夜方抵成都，宿广汉，次日清晨和当地几位寻亲者前往北川。

17日上午，应该是9点多钟，终于站在了北川中学的校园里。那时候的校园已显出几分寥落的样子，幸存的师生基本撤完了，家长也不多，全垮的旧教学楼废墟上，消防队员排成一条长龙，往外慢慢递着一些碎石和水泥块。新教学楼这边已经没人了，东南角拱出的一大堆木料，见证了被生生挤入地下的第一、二层的不甘。

18号以后的一周，我追随北川中学大部队，从虹苑到长虹培训中心，一方面希望还原细节，另一方面更希望调查那栋粉碎性崩塌的教学楼。

可惜后半部分没能继续下去，倒是北川中学许多孩子单纯而令人心疼的影像刻在脑海里，再无法挥去。后来回到北京，每次看到网吧里那些对着电脑荧屏骂脏话的中学生，就想起他们北川的同龄人，中间好像相隔了两个世纪。

年底回访北川中学，和很多师生再见面，就已经是熟人和朋友。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7个月以后的创伤处在什么阶段，就我所见的，仍是“不能忘却”4个字。包括当初我想继续做而没能做的，也有人一直在做。

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样的场景：在全军覆没的高二（8）班处，掀起一块预制板，有缝隙处就有学生往外挤着的一排头颅，风一吹，女孩子的长头发就像从地面上长了起来，飘啊飘啊。另一位老师，女儿没了，他很愿意和我聊，但最后还是选择把想说的话在电脑上敲打出来，“我怕我和你说时会忍不住哭出来。”

庆幸在于，他们给了我充分的信任，这部分源于他们看了5月份南方报业旗下报刊的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褒奖了。

（杨潇，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北川中学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有了鲜花》、《张艺谋 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