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翊飞

开心网上有个小插件，一张中国地图，去过一个地方，地图就插上一个小红旗，好像是占领了这个地方一样。来人物周刊后，我又占领了不少地方，红旗插遍大半个中国。

采访似乎像美国大片，设定一个星球爆炸时间，然后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阻止危机发生。对调查记者来说，就是在截稿时间前，空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尽一切可能接近真相。

每当一个事件发生，先在脑中转一圈，那里有没有认识的人？然后，打开电脑，检索通讯录，再拿起电话一一打过去。初期总能获得许多信息，但越接近核心，找人就越困难，有时打了十几个电话，逮住一个有用的，那种心情真是欣喜无比。后来，我逐渐发现，与一个人一起吃饭所获得的信息量是打一个电话的数倍，然后我就尽量约陌生人吃饭。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翻阅以前的采访记录，而去寻找那些仍然刻画在脑中的不肯离去的画面。或许这些零碎的画面就是自己一年最好的记忆。

我记得在阜阳采访白宫举报人死亡案件时听到的离奇故事，妻子死在房间地上，大厅有一截带血的手指，丈夫当晚失踪。几个月后，丈夫的尸体在附近的一条水深不足2米的水沟里发现，警方说是畏罪自杀。那几天的采访，我晚上都几次梦见那可怕的场景。为了找到死者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我雇了个开锁公司的人，在死者儿子的陪同下把他的办公室、保险柜统统打开了。

我还记得郑州的那个老人，光头，50多岁，告赢了抄袭他小说的河南省作协主席。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孩子，他说：“要孩子到这个世上来受苦做什么？”我当时对他的话很吃惊。后来，我多次想起他的话，尤其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要毒害我们的孩子呢？

地震那一刻，我在陕西略阳。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着惊慌的人群下楼，心里想着：我算过命，不会有事的。在映秀的几天，我与志愿者们一起去抬水，一起去充满尸体腐臭味的倒塌房屋里拾柴，一起在映秀的那个桥头上免费提供开水、分发干粮。那些北上逃难而来的路人终于有了一口水喝，有一块饼干充饥。那时，饼干和水都如珍宝。后来通车了，我们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救助站，大大的木板歪歪扭扭写了“救助站”几个字，我很欣慰，这里有我的一份功劳。

昆明爆炸案是奥运前夕一场让世界关注的中国事件，我当晚到达现场。城内紧张的气氛，公交车上乘客互相扫视、疑惑探寻的眼神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湖南澧陵，为了探寻一个逝者生前的轨迹，我跑到山中一片乱坟堆里找他的坟墓，那时正值冰灾前夕，天气异常寒冷。他的儿子在深圳遥控，给我指路，可绕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

在南宁，冯锦华说“要爱大家（国家），也要保小家。”几个月后，他丈母娘家的房子要被强拆，到处寻找记者却求助无果。

在上海的苏州河边，为了寻找杨佳住过的旅馆，黑夜中我竟然在江边发现了“血战上海滩”游戏中的四行仓库原型。后来，杨佳被处死，但对案子的争论却远未结束。

在湖南吉首，经济生态的劣化让人触目惊心。由政府主导的疯狂的造城运动，产业空洞，倒腾土地，玩转金融，炒高房价，最后崩盘了。

富豪榜老二杜双华，15年时间财富从几百万变为几百亿。他一面是个慈善家，一面却苛刻地剥削工人，压低生产成本获得发展。而在其发家的衡水，附近医院因为他的工厂而专门设立了手外科，我去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手指被机器切伤，滴着血。后来不久，他的钢铁集团被兼并了。再后来不久，黄光裕也被抓起来了。一个个在台面举止优雅的社会精英，有多少外界所不知道的背后故事呢？

9月份，在一次会议上，我和吴敬琏老先生有一次对话。当时他也没有预料到火热的PPI和CPI竟然在第四季度不成为问题，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却是：明年上半年会不会通缩？我让他谈对数千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看法，并提及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他说，“财政直接投资的老路最好不要走。”而现在，仅中央政府的投资额就高达4万亿，但是靠投资，还是靠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为主的争议仍未平息。

……

这一年，有太多的事值得回忆，也有太多的事已融入民族记忆之中。记者面对的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谁也不会知道冰灾之后有地震，谁也预料不到西藏骚乱事件之后有海外留学生的抗议浪潮，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的经济形势如此诡异多变。

在这个大变局时代，作为记者是幸运的。我为能站在每一个事件的近处去观察、记录而自豪。因为这种记录，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当然，正是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媒体人少一些自负、自恋和张狂。我为真相而激动，更为冷静的思考和专业的分析而钦服，并时时警示自己。如果记者只是一个记录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传声筒，只有将自己看成是推动中国进步的亿万大众中的一员，才能找到位置。

（谭翊飞，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春城惊魂72小时》、《神秘富豪杜双华调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