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毅

2008年到来的时候，广州是那么的寒冷彻骨，我晚上坐在屋里写稿，需要一瓶二锅头来取暖。凌晨1点钟，我站在广州火车站的边上，不是采访，只是看着某种悲苦的情绪漫过无边的人头。那是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让人心生恐惧。上大学的时候，过年回家，在途中转火车，我目睹过发疯一样的赶车人从一位女老乡的脑袋上踩了过去。她始终是站着的，人怎么能一下就走到她的脑袋上去了呢？

春夜，我走在广西东兰山间的料峭空气里。从一座由两棵树木搭成的桥过河之后，继续走上几里山路，头上满天繁星，前方没有灯光。那个刚采访完的11岁孩子韦云会要回家去了，他需要照顾自己的病母亲和傻姐姐。我们要各自行路时，他把惟一的小手电递给我：你用吧。我说：你用。他还是不断地递过来，我还是没接。他就这么追着我，想把电筒硬塞到我的手中。两个月前，韦云会的父亲醉酒之后回家，从山路上摔下去，死了。半山腰的破陋家门前留下一堆从河边一块块背上来的大石头，那是他为建房子准备的石材。

死在回家的路上是一种希望瞬间破散的残忍之痛。农民工曹大和死在了开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火车上帮助曹大和的基督徒成准强时常给我发来短信，他还在为曹大和的死谋求公道。我还感兴趣的是火车上的一位黄姓乘客。他目睹了一切，他将曹大和的捆绑与更多的捆绑联系了起来。他见过太多的捆绑。多年前，他自己曾经在广州被收容，只因没有暂住证。他说他时常会想起死在他眼前的曹大和，如同成准强一样，他有着无法摆脱的自责。当这个世界被冷酷所捆绑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有勇气拿起剪刀？

有人因他人的死被送上法庭，有人在法庭上为他人终止死亡之路。邱兴隆仍在为死囚辩护。他的30年个人史与死刑相联系。他忘不了那个眼神，他在长沙的律师事务所向我描述那个眼神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燃香烟。那是一个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小伙子的眼神。那是1996年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已经死了12年，他的眼神还在逼视着手握生杀大权的人。

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从广州总部来到了北京记者站，没几天就去了四川。在北川的废墟上，我闻到了同样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这样的气息来自于死去的人。12月12日的冬日黄昏，我再次来到北川，坐在被泥石流冲到河滩上的一截枯木上，能感到无尽的悲伤升起在这座空城之上。升起在北川上空的还有巨大的圆月，我在5月的北川见过那样的月亮，冰凉而阴郁，像许多北川人内心的某个地方。

家住北川县城的唐首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从唐首才在绵阳临时的“家”走出来后，我对摄影记者大食说，我看到唐首才女儿在桃花丛中的留影时，想起了在越南认识的那位叫张清黄诗的女孩。在西贡的艳阳下，她绽放着笑颜站在麒麟花丛中，大食在给她拍照，我和她男朋友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北川和西贡花丛中的两个女孩，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们都和自己的男朋友对于未来世界怀抱美丽想象。不同的是，西贡的麒麟花仍在热带的季风中生长，而北川的桃花停留在了照片上。

四季的风烟尘土中，有人去，有人来。

初夏，我在四川的山道上收到一位同学在家乡去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去世的同学，他们在人世间的光阴永化为记忆留在过去。初秋，回广州开会的时候，在我去北京前还跟我喝了很多功夫茶的姑公已经成为墙上一张大大的黑白照片。姑公是画画的。十几年前，年少的我趴在老家的窗台上，看着他给三太公画遗像。如今，画遗像的人也成为了遗像上的人。

秋夜，我的高中同桌给我发来短信，他在晚上10点成为父亲。入冬，我的初中哥们在电话里详细说着他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字的经过。冬天，一位小学同窗在校友录里留言，她在德国生下了第二个小孩，她今年过年不回国了，叔叔阿姨们可以省下双份的钱。还有那个我在绵阳中心医院里见到的生于5月13日的女孩，她现在和爸爸妈妈住在北川任家坪的板房里。在这大半年中，她成功地躲过了地震、泥石流、三鹿奶粉……生命如此的不易，一个孩子的生长，得躲过几劫几难？

多劫多难的2008年就这么过去了，大地上将继续着永不停歇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同北川废墟上生长的蒲公英，随风而去，随风而来。

（卫毅，本刊记者，2008年代表作有《生于5月13日》、《他们的奥运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