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推广现代舞，一个很有效果的活动，便是每次演出后的艺人谈了。看完演出后还愿意留在剧场里跟编导和演员沟通的观众，肯定是对节目十分好奇，或很有感受，并希望多了解一点关于舞蹈方面的资讯，所以只要大家抱着跟朋友聊天的心态，就必然感到轻松自如，也常常在演后艺人谈的交流中，获得有意义的明悟和沟通。

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当某些人抱着抵触的情绪，或高高在上的心态，以批判的角度切入艺术家和观众的交流过程里，那这个演后艺人谈的活动便会变得很刺激。言词间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甚至有点火药味，却也有趣。可惜的是，一般的演后艺人谈只有短短十几二十分钟，虽然真理是越辩越明，但在有限的时间下，往往未能畅所欲言，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惟其如此，这种没有预先安排好的、没有结论的辩论，更能让人多所回味，留待控辩双方和旁听者带回家慢慢思考。

3月4日晚在国家剧院小剧场演出的《女书》演后艺人谈中，一位女士便有备而来地对现代舞多所批判。本来她所引用的理论不通之极，根本不值为之浪费时间，可是大概我还是年少（？）气盛，远未到大师级能够面对批评纹风不动的修养，最终还是忍不住借题发挥，狠狠地讽刺了女士几句。

就在演后艺人谈临近结尾的时候，一位观众提问黎海宁，《女书》的表现手法是否就是近期中国舞蹈界颇多谈论的「舞蹈剧场」时，黎海宁亲自以作品中的几个段落篇章，解释了她的创作意图和手法后，我接过话筒，说：「其实黎海宁在创作的时候，只是把她生活中的经验和灵感，随手拈来，自己根本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要用什么舞蹈剧场或后现代主义来进行创作。今天的现代舞编舞家们，除了在学校里为了应付功课而必须以规定的手法进行创作外，莫不以自由的心态调动各种可能性去编创作品，更不愿意自我设限，把自己范囿于某种主义思潮或某种手法框架当中。

只不过我们中国舞蹈界接触现代舞的时间不长，许多时候还是以传统的心态去品评我们不熟悉的现代舞。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已经成型的各种艺术分门别类，并为每一种定型的传统艺术设立框架。芭蕾舞是这个框架、蒙族舞是那个框架、藏族舞又是另一种框架，每次欣赏传统舞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属于哪个舞蹈门类的框架往作品头上套，能够对得上号的就是好，对不上号的就不好。当我们面对现代舞的时候，许多传统思维的舞蹈家们也立刻要为现代舞找寻一个固定的框架，什么解构主义啦，分析主义啦，还没有细看节目便以这些框架为作品定位，难怪他们没有办法看见和感受艺术的灵魂和内涵。

今天中国的现代舞和世界各处地方的现代舞一样，每年，甚至每天都在变化，每一个编舞家都在找寻新的、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传统艺术家们可能以自己是某一门派的传人自傲，以继承某一种风格主义为创作目标，可是现代艺术家却一力往前发展，务求推陈出新，如果非要把他们的作品归类成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解构主义、分析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现代艺术，不知道现代艺术的不断变化更新，也是对新作品面貌精神的视而不见，对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吧！」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看见观众们都心领神会，有的掩嘴而笑，有的偷看发表‘典型论’女士的反应，而我坐在舞台上，无法不注意到‘典型论‘女士的脸色，变得不太自然，便也就打住不再继续。艺人谈也于此来到尾声，国家剧院的主持人询问观众，有谁愿意做最后一位发言，‘典型论’女士立刻举手，表示有话要说。当话筒到了她的手里，她稍微思索了一下，出乎意料地说：「我看见后面有一位先生也举手了，就让他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