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也就是城市当代的第十年，当上了舞团的艺术总监，立刻要面对两大难题。

首先是观众流失问题，因为时局动荡，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而有资格的移民以香港精英人才为主，其中便有许多舞团多年培养出来的现代舞观众。八十年代中期，城市当代的观众群有明显上升趋势，可是到了89年之后，舞团节目的销售情况迟滞，无论如何宣传催鼓，门票总是卖得不理想。曾经想过是不是节目水平有所下降，又或是彭锦耀和黎海宁离开之后，由曹诚渊独挑大梁而不够吸引？可在观众问卷和市场调查中，却又找不出相关证据。后来一次在外国演出，观众席里碰见好几位朋友，他们兴奋地前来打招呼，说：没想到移民之后，还有机会在异邦之地看见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演出。

香港是个移民流动的城市，不但有许多外地来港定居的人士，也不断有本土人移民外国。喜欢现代舞的观众，一般也具备了喜爱尝试新鲜事物的个性，成为移民大军的先行部队也不足为怪了。明白了事实之后，心头释然，原来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白浪费，培养出来的观众没有流失，他们虽然不在香港生活，跑到世界别的角落里，还是现代舞的观众。如此我们更安心地加把劲去跳舞了。

幸亏香港在经历了短时期的动荡后，人心很快安定下来。舞团团员们沉着气，在观众短缺期间，逆流而上，一方面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另方面努力地进行宣传和培育年青观众，如在学校里举行示范讲座、在舞团总部设立培训中心、并在内地新移民聚居的荃湾、屯门等地点演出专为儿童和青少年编排的合家欢节目，如《西游记之勇闯狮驼岭》、《西游记之红孩儿》、《白胡公公》等，慢慢观众的数字又有了回复上升趋势。

我担任了城市当代舞蹈团艺术总监后面对的另一个难题，便是心思精力要分散在香港和广州两地。1987年开始的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大专班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现代舞教育课程，重要性不言而喻，而1979年建立的城市当代舞蹈团更是现代舞的专业模范，和整个香港文化发展息息相关。1989年开始，我扛起了广东现代舞大专班的主要导师工作，同时出任香港城市当代的艺术总监之职，便有了分身不暇，难免发生厚此薄彼的情形。

我的身兼两职最低限度引起了三方面人马的不满：

其一是和广东舞蹈学校合作主办现代舞班的美国舞蹈节。虽然美国舞蹈节在89年后遣送来中国授课的老师严重不足，但据当时广东舞蹈学校校长杨美琦透露，美国舞蹈节方面还是不放心我这个‘乘虚而入’的香港人，并警告杨美琦，不要让中国的现代舞受来自香港的影响太深。当然我对这种大国霸道心态非常反感，现代舞绝不是美国舞蹈节一家的天下，而且学习现代舞久了，自然有点个性，我行我素之余，听了杨美琦的转述，也只对这些井蛙之见一笑置之。

其二是给予城市当代舞蹈团资助的香港政府文化部门。官员们认为政府以公帑资助舞团，则舞团的员工便应该竭诚为香港服务，一切演出和活动都应该以香港观众为主，既然我这个艺术总监常常不在香港，便有了要克扣城市当代资助金额的想法。当然我也曾经据理力争，在1989年底便提出香港的长远发展必须跟整个中国地区相结合，我的北上工作，其实也是为了香港舞蹈有更大的空间。不过，在回归前十年，对许多殖民地官员来说，香港和大陆相结合的这些话，实在是听不进去；而最后我的杀手锏是——把事实摆明，我没有在城市当代领过任何工资，相反倒捐献了不少金钱物资给舞蹈团，可以说，我这个艺术总监根本从来没有花过香港纳税人一分钱，所以我的行动也应该是自由的，连资助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政府部门也不能管。

对我来说，最严重的，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团员们也有过牢骚，其中一位演员就委屈地跟我说过，觉得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中国大陆，让香港的员工们都觉得像个“二奶仔”，不受重视！对此，我只有好言安慰，指出城市当代舞蹈团便像是我的大儿子，儿子长大了就会独立，不再需要家长担心；而它的兄弟还小，需要更多照顾。

在我眼中，香港和大陆的现代舞者都是一家人，实在不用分开彼此。

我不知道这些解释有没有开解舞团员工们的心情，但城市当代就在社会大环境的急速改变中，悄然度过十周年的纪念日，并在九十年代中，在我奔波于香港、广州两地的情况下，迎来了另一个发展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