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迎来城市当代舞蹈团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捩点，主要体现在三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在85年的春天，我在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办公室接到一通来自香港政府辖下演艺发展局的电话，电话彼端是演艺发展局的主席毛妹女士。她以温柔而喜滋滋的声调跟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香港政府一直有注意你们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发展，今年刚好演艺发展局尚有一点款项盈余，可以拨给舞团作为支持。」

我当时的感觉，像是天上掉下一个元宝，打在头上，晕乎乎的，也有点怀疑是不是什么朋友在给我开玩笑。因为在1985年的时候，香港虽然说是有三个专业舞蹈团体，包括香港舞蹈团、香港芭蕾舞团和城市当代舞蹈团，三个舞团的后台背景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香港舞蹈团是以展现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为主，于1981年由当时财雄势大的市政局成立，舞团的所有财务支出全由市政局埋单，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政府舞蹈团；香港芭蕾舞团则以展现西方古典芭蕾艺术为主，于1979年由许多达官贵人共同发起，向香港的中央政府要求成立的，代表欧洲高级文化成就的舞蹈团，香港中央政府更为此于1982年成立了演艺发展局，作为向香港芭蕾舞团、香港管弦乐团和中英剧团等带有英国宗主国色彩的艺术团体发放拨款的政府机构。

城市当代舞蹈团却是由一个名不经传的曹诚渊支撑的现代舞团，于1979年成立，经过六年的艰苦坚持，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什么特殊艺术成就，更没有渠道向政府申请资助的情况下，竟然获得香港中央政府辖下的演艺发展局青睐，并主动提出拨款支持舞团发展，那种感觉，只能以‘受宠若惊’来形容了。

待我心情甫定之后，毛妹女士又气定神闲地跟我说：「演艺发展局今年剩下的钱不多，只有港币二万五千元，我知道这犹如在大海里的一滴水，帮助不大，但还是代表了政府的一番心意。」

两万五千元在1985年的香港，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香港的平均工资大概是月薪四千元，而舞团共有二十多位全职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两万五千元的艺术发展局资助刚好足够负担六位演员一个月的工资，或支持舞团一周的运作经费。

当我知道政府资助城市当代舞蹈团的金额才两万五千元，那一滴水变成了一盘冷水，把稍微发热的自我良好感觉清醒了一把。不过，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笔资助金额虽然少，钱还是钱，难道就不要了吗？我真诚地代表舞团向香港政府及演艺发展局表达了谢意，然后听见毛妹女士继续以体贴的声线对我说：「你可以放心，香港政府既然主动资助了城市当代舞蹈团，也就是承认了舞团的成就，并把舞团的发展放在政府的资助计划里，如果舞团能够继续目前的工作成绩，相信将来政府对舞团的拨款会稳定增长的。」

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期间的城市当代舞蹈团在当时香港的专业舞坛里，确实是一枝独秀。当香港芭蕾舞团和香港舞蹈团还在整顿班子，努力提升本身的艺术水平的时候，城市当代舞蹈团已经以每年制作四台全新节目，并巡演于各个大、中、小学而吸引了香港文艺界的注意。香港本土的两个重要艺术节：亚洲艺术节及香港艺术节分别于1982年及1985年邀请城市当代参加演出，而把其他两个同是专业的舞蹈团拒之门外。

我问过两大艺术节的不同负责人，为什么厚此薄彼，都特别垂青于城市当代。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当代的节目都是全新创作的舞蹈，而且舞团的艺术总监和主力编舞家们都是香港人，舞团的演出和创作自然呈现一种特有的香港味道，在艺术节里足以别树一帜；相对来说，香港舞蹈团以演出传统中国舞蹈为主，艺术领导以至主力演员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制作出来的节目脱不了内地舞蹈的精神面貌，而艺术节里已经邀请了许多来自中国各地方的歌舞团，除了演出原汁原味的民族舞蹈外，也有各类传统新编节目，比起香港舞蹈团的节目，给人一种更有权威性的感觉；香港芭蕾舞团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在艺术节里可以直接看见来自伦敦、巴黎或俄罗斯的《天鹅湖》的时候，实在没有必要看一个由外国来的艺术总监在香港翻版出来的《天鹅湖》。

就是如此，城市当代舞蹈团在1985年第一次接受香港政府的资助，金额两万五千元，至第二年（1986年）的二十五万元，第三年（1987年）四十五万元，第四年（1988年）九十万元，以至于今年（2009年）的一千多万元，见证着香港的经济起飞，并政府对本土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