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广东现代舞周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不同类型的舞蹈演出，让参与者得到开悟启发，从而打破过去僵化的艺术思维，跳出固有的形式框框，并以自由包容的精神，体味身体的种种可能性。

    几年下来，从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舞者的编创作品中，确实看见了越来越丰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这是可喜现象；可是同时在与年青朋友平时交流谈话中，又察觉一份隐约危机，就是：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框架里跳了出来，却又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框架，把自己套住，并以之作为品评其他舞蹈的标准，因此距离艺术见识上的真正自由，还是很远。

    例子发生在《遇上2004的马加爵》演出之后的演后艺人谈，一位来自广州大学的女同学激动不已，大声说：这种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作为交流会的主持人，秉承着现代舞周的一贯鼓励包容多元精神，便提醒说，艺术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没有必要只用一种方式去看待艺术。

    会谈结束后，女同学还是满怀坚持，在从剧场走路回办公室的途中，她质问我说：难道你不认为艺术必须是从生活中出来吗？我回答：那要看你认为什么是‘生活’了。「马加爵」的悲惨遭遇当然是‘生活’，足以冲击我们的思维和想象，并转化为我们创作艺术的动力；可是如果另一个人，厌烦了‘生活’中的激情，退隐山林，什么都不做，每天只是淡看天边彩霞，那他的这种生活，算不算‘生活’？如果这也是‘生活’的话，那他把从观察天边彩霞中感悟出来的色彩变化和空间对比，转化成舞台形式的舞蹈，则这种形式化的舞蹈，又算不算是从‘生活’中出来的艺术？

    女同学还是不甘心，问：难道你不认为这几天现代舞周中的所有舞蹈，都太形式化了，所以都千篇一律吗？我奇怪她的这种想法，反问她：你认为刚刚看完的那个《汉风》，以现场西洋敲击乐配上多媒体视觉效果模拟中国古代舞风，真的是跟其他舞蹈一样吗？她想了一想，说：这个舞蹈是跟其他的舞蹈有点不一样。

    我又问：那昨天的《希福》呢？一位身体残疾，却乐天知命的舞者坦然在舞台上展示他对死亡的无畏无惧，真的跟其他的节目一样吗？女同学立刻说：我太喜欢哪个节目了，很震撼，很不一样。

    我再问：那前天的《冤家》呢，那个穿着灰色袍子的两个人，男的光头，女的结了个道士髻，手拖着手，绕来绕去的，形式感很强，是不是跟其他节目的形式一样呢？女同学说：我也很喜欢这个节目，它跟别的节目不一样。

    我说：我们可以一个又一个节目探讨下去，可为什么你刚才还跟我说，所有的舞蹈节目都千篇一律呢？每一个节目有其特色，那么显而易见的事，为什么在你的思维当中，变成了千篇一律呢？当中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掉进了某些不自知的框框，以致蒙蔽了我们的心灵和眼睛，不能自由客观地去品味和思考呢？

    另一个例子来自北京的陶冶编排的双人舞《冤家》，从单一动机出发，经过重复、对比、变化、分解，发展出层层密密的动作架构，并通过两位舞者天衣无缝的配合演出，深得观众赞赏。只是这种编舞方式，一脉相承于舞蹈学院的编舞教学方法，也引来一些刚从‘学院派’框架中挣脱开来的舞者们的咎病，认为以这种形式编舞方法创作出来的舞蹈，跟其他学院里的编舞功课，没有太大区别。

    我却很喜欢《冤家》这支舞蹈，两位舞者的专著投入，并处理重复动作之间的细腻变化，已经远远超越一般舞蹈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编舞的功课。对于舞蹈只是因为看似是‘学院派’的作品而受到非议，则只能说，是怀疑的人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学院派’舞蹈的偏见，以一种‘非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所有舞蹈，包括‘学院派’的舞蹈。

    ‘非学院派’可以包括许多不同的方式存在，第一个例子中的女同学可以说是‘生活派’——认为一切艺术必须从生活中出发；有‘实验派’——认为现代舞必须有实验性，专做别人没有想过的新东西；有‘即兴派’——认为现代舞蹈就应该随性而行，经过排练的不算舞蹈；有‘放松派’——根本见不得舞台上有任何需要力量来呈现的技巧动作；还有‘简约派’、‘情绪派’、‘哲理派’、‘机遇派’等等，无论什么派，无非就是另一个框架，建立成另一套观念，成为套在心灵和眼睛上的一个框框而已。

    ‘学院派’舞蹈家们曾经以‘学院派’的标准来衡量其他一切舞蹈，因此无法离开自己为自己设立的艺术框框观念。如果我们用另一种‘非学院派’的艺术观点凌驾一切，则我们只是用了另一个框架代替原先的框架，我们还是身在框架之中，此框彼框，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

    我们如何超越这个或哪个框框，能够以更客观和自由的精神去品尝一切不同派别的舞蹈作品，是我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反思题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