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边上等待

《生活》：近期，一流的国际舞团不断来到中国，这对中国的现代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曹诚渊：现在舞蹈发展的环境很好，他们这个时候进来，当然会有好的促进。就算市民们不去看，他们也会在报上、地铁广告上看到、耳闻现代舞。我们在1987年刚招的那帮演员，他们对国际舞蹈看得比较少，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再后来进来的人，他们大多看过演出录相，来就是想跳好现代舞。现在的小孩子，学舞的条件已经好太多。这些都是因为有好的促进因素。

《生活》：现在，韩国有在传统舞蹈基础上的“新舞蹈”，日本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舞踏”等的创造，而中国呢？

曹诚渊：我们现在每次出去演出，外国的朋友都很震撼。你们一个团，十几个人，却有那么多的风格，在国外，保罗就是保罗，鲍什就是鲍什。中国人有集体性，可以掩蔽个性表达共性，但只要你想，也可以很轻松地把自己调整过来，做出很个人化的内心的东西，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特质的东西，个人和集体有融合和转化的可能，这是对西方“个性至上”的现代舞观念的挑战。

关于这个我们还在尝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检验。但我相信，这里面有很了不起的东西。

很多人问我，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站在世界舞蹈之林。怎么说呢？其实现在西方舞蹈大赛的很多奖项都是中国人包揽的，拿奖专业户。我觉得，要站在世界舞蹈之林，前提是我们对舞蹈有新的贡献，提出新的看法，而不只是一套新的动作。应该在思想上、观念上有深层次的冲击。

《生活》：你所说的“自由创作”的现代舞观念还没推广得很普遍，现在又再强调这种个体中的共性，会不会走得太远？

曹诚渊：所以说，我们还没有现代就已经后现代了，这也是急不来的，整个中国都在持续的剧变中。1987年首次进来的现代舞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我也在看。有些事我们不能预测得太久，变数实在太多，我们将一直处在试验的阶段。

《生活》：那现代舞在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曹诚渊：上海有一个嬲组合，是7个做戏剧、舞蹈、视觉艺术之类的朋友，组织的非正式舞蹈团体，另外，有像北京文慧他们做的“生活舞蹈工作室”，等等，这样的组合全国有很多。我们每年五一黄金周时在广州做“现代舞周”，以前我在北京现代舞团时，也在北京做了4年，刚刚今年做完的这一次，有13个省份的35个组合来参加。大多是松散的。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生活》：你刚才说过，中国现代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模仿国际现代舞的发展，那这种发展我们有没有必要全部尝试一遍？

曹诚渊：没有必要。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而且，路怎么走，不光是我们自身，很多要由社会来决定。有些外国人看了演出后，很惊讶于我们技术的成熟，但同时又不解：为什么演员的身体不松？其实那些专业演员，他们也可以松，只是没必要把纽约的要求拿来要求我们自己。现代舞是多元的。

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很多的确和国外的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他们二十年走过的路，可能我们五年就走过来了。

《生活》：用身体自由地表达，中国现代舞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曹诚渊：要分不同城市，中国太大了。像广州，我觉得他已经到门口了，这是一个轻盈的城市，跳跃，包容性比较强。上海是一个时尚的城市，过多跟着潮流，我不太喜欢。而北京比较沉重，讲究正不正宗，中不中矩，所以还有一段路要走，它后面的保守力量还比较大。当然这也不是坏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有助于保证质量。另外，这里面也涉及少部分人的利益关系，会有人想：我搞了三十多年的民间舞，他会感到威胁。而现代舞没有权威，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再年轻的人，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在表达的诚意上，他不输于任何一位大师。这对中国过去传统的权威是一种很可怕的挑战。

《生活》：和当年在香港刚刚开始时相比，现在会不会还有困惑？

曹诚渊：当然会有，每天都会碰到不同的问题，对艺术的思考一直在进行，但我从来不把这当成一个难关。首先我自己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切都可以试验，一切都在试验，我对现代舞的感受一直在变，一切都没有底限。

中国现在正在一个转变的过程，这和当年我在香港刚开始时很相像。当时香港社会也是向“钱”看，虽然是商业社会+文化沙漠，但是经济在起飞，就像再之前的台湾。文化要起飞，必然是跟随着经济的腾飞，这样才有安定的空间让艺术家去发挥，让观众坐下来欣赏。

北京有更好的地方，它的文化底蕴深厚。虽然这种深厚一开始会阻碍，会以保守势力的方式出现，但是当它吃透新的艺术，开始接纳它以后，它爆发出来的力量则更强大。所以我说，看吧，挺好玩的……你尽可以在时间边上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