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变得丰满

《生活》：在“云门舞集”，林怀民有自己的训练方法，“云门舞集”有了品牌效应，而你是不是更多做的是推广工作？

曹诚渊：其实我自己的训练方法也是很“格莱姆”的（玛莎·格莱姆，美国二十世纪最富有开创性的舞蹈家之一），我也很强调丹田吐纳。训练都很严格，帮我们去发掘身体的可能性，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有自由的能力。很多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他有很多想法，但身体做不出来，很苦恼。

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东西，但我不是某种训练方法，我有的是一套理念。我想要看到的是现代舞以一种多元的面目呈现。比如，我让演员自己编舞蹈，我和不同的音乐家、作家合作，和他们对话……我希望出来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社会更多的复杂性，而不只是曹诚渊的东西。

《生活》：这些推广，都是你以个人的力量在做？

曹诚渊：我跟很多人打过笔仗。像在《舞蹈》杂志上，每隔一两年都会有一些文章，来质疑现代舞，我就回应，引经据典。在香港，我们是在骂声中长大的。别人批评你，你就回应，我觉得很坦然。

但现在有不好的倾向，批评往往变成了个人的意见，你说我作品不好就是骂我，这就产生了很多无谓的意气的东西。而有时又变成一种近乎虚伪的客套，想说又不直说……或者就只是简单地说“我不喜欢”，没有站在学术高度的讨论，说出不喜欢的理由，过于个人感情用事。这些对舞蹈的发展都没什么好处。

艺术家并不能改变社会，但需要你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只要存在，它本身自然会去改变社会形态。现代舞的存在，会让一个城市丰满很多。

《生活》：你的确改变了中国几个城市的舞蹈生态。

曹诚渊：当年，邢亮从北京舞院来广州，我问他为什么要来？他说，他已经把桃李杯啊、少年组、青年组啊什么的奖杯都拿全了，已经跳了12年，无法想象以后就一直这么跳下去……接触到现代舞后，那种爆炸式的拓宽，把他震惊到不行。他的身体受过严格训练，可以做出各种表达，思路一旦打开，那就是一种重生般的启示。

在我任职的三个舞蹈团，各有各的东西，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不愿意他们一出来，身上就盖着“曹诚渊出品”的戳。现代艺术，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不断出现的新气象，它需要的是一种活力。

当年，像黄豆豆、杨丽萍，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舞蹈家，都在我们广州的舞团教过课，并创作自己的作品。现代舞，就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平台和空间，让不同的舞蹈演员都能在里面轻松地呼吸。

《生活》：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清晰认识的？

曹诚渊：在香港发展现代舞的过程中，我发现，真正推动现代舞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个性的包容、接纳。观众说看了以后很感动，很兴奋，哭啊笑啊，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只是一台演出，这次你看完了，可能下一次又是不同的经验。一台演出你感觉不到什么，可是舞台上那种新的创造，它的存在，它的刺激，它不停地改变我们对生活的体验。现代舞是一种观念。

像我们在北京刚刚推出的三部舞蹈，都是由我们演员自己编创，三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我希望观众看了以后想，哇，原来现代舞可以这样，还可以那样。这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种价值观，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享受这种选择的过程，并且兼顾各种新现象。

很难“帮”观众去明白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只能够不停地做，慢慢地渗透进去。这是生活的、经验的，不能靠宣传来强加。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新闻联播、春晚这样的模式，不能转过头来，把现代舞也变成这种强加的东西之一。我们要的是多元。不能用以个人喜欢为皈依、为判断的价值观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超越一点，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可以并存，真正享受社会的多元面貌……当然，前提就是，有这些东西存在。

《生活》：1990年代刚到北京时，你的这些想法应该会受到很多“围剿”吧？

曹诚渊：我刚去时，学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先把教学大纲编出来。可是我不愿意做这个，每天教的都不一样，而且对每个人教的都不一样，怎么做大纲？当时的舞院，每个人都学老师，最后考试的时候，要一拨人都跳得整齐划一，这样才叫好。这和传统舞蹈有什么区别呢？现代舞的训练，是让每个人都找寻自己身体的最大可能性，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生活》：看过你编排的《寻找大观园》，舞蹈演员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样。

曹诚渊：挑舞蹈演员时我有不同的标准。身材不重要，个性和潜力才是第一位的。什么叫美？传统舞蹈中年轻活力才是美，演员一过30岁，就转岗做行政去了，可是那个时候，艺术家才刚对人生有不同的体验，他们的东西才会有味道。像皮娜·鲍什，67岁了还在舞台上跳《穆勒咖啡馆》，她往那里一站，就震慑了全场，因为那里有她小时候的成长经验，是她对那段时光不断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