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1979年你筹建了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台湾的林怀民是1973年组建“云门舞集”，那内地呢？

曹诚渊：当时在内地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舞”。当然，1938年吴晓邦老师在日本学了一些当时的“新舞蹈”，倡导舞蹈要反映时代精神，可是时局混乱，她做了几年并没有真正发展出来。这只能算是历史上的一个符号。

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应该是1987年广东舞蹈学校，他们设班建立学科，开始一批批地培养学员。可是在北京，还是岿然不动。直到1992年广州的第一批学员毕业，其中的王玫回到北京，张守和到香港去学习，她们俩在1992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舞蹈班，也是那一年，我在广州建立了广州实验现代舞团。1995年北京现代舞团成立，当时金星被邀请任艺术总监，1998年又因为想法不合，和他们大吵一场后走了，同样是这一年，我也正好离开广州，到北京舞蹈学校任教。然后1999年时，我就接管了北京现代舞团。那个时候，北京的气氛还是很保守，但条件已经有了，可以开始做事了。

《生活》：条件成熟的突破口在哪里？

曹诚渊：北京真正发生变化是在2002年之后，尤其是“申奥”成功，从政府层面开始下决心，要把现代舞发展壮大起来。当然，现代舞因人而异，谁都可以来说。甚至广义而言，中国历史上就有了，竹林七贤，喝了酒，在竹林中放诞而歌，举手投足，率性起舞……他们不可能跳民间舞啊，宫廷舞啊，只可能是即兴的现代舞。还有那些盛唐的名士骚客，他们学舞剑也只是一种假托，他们也是在排解随意舞动的冲动，这种想法，既潇洒，又现代。再往前，整个道家对自由生命的推崇、对个性的尊重，庄子的妻子死了，他还鼓盘而歌，这绝对是现代舞的行为艺术。

所以说，中国文化里面有现代舞的基因。在儒家的规矩之下，我们还有另一套解放身体、解放人性的思维，是我们自己封闭了自己。现代舞在中国生根蓬勃，一点都不奇怪。

《生活》：那就是说，现代舞在中国真正的开展，其实也就是这几年间的事情？

曹诚渊：我觉得1993年之后的情景特别让人激动。那时候我在广州，最好的演员像邢亮、桑吉嘉、秦立明、乔杨等，他们都往南方跑。现在很多大型舞剧的主演，都是学过现代舞的，演出的时候，他们带着新鲜的观念，效果就很不一样了。你看中国现在舞蹈受现代舞影响很大，虽然没人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现代舞给中国舞蹈水准带来了很大的飞跃。

其实，很多世界杰出的舞团很早也来过北京，像美国的阿尔文·艾利舞团，他们1988年就来北京演过，反响很好。他们的东西娱乐性很强，他们是黑人文化的代表，节奏感很强，有故事性。比如他们的《启示录》，是讲黑人被压抑，如何在其中找到力量源泉，有整个故事在里面，可是民族性太强，看完就完了，观众不会觉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把真正的现代舞的观念带来中国。

《生活》：如果皮娜·鲍什那时候来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曹诚渊：可是那时候还很难被震动，观众的观念还没有那么开放。那时候大家欣赏的还是腿能抬多高，几个人在台上走来走去，大家还是接受不了皮娜那样的。而现在，大家对个体的感受有了自主权，内心有了共鸣，这样才能欣赏。

《生活》：那中国什么时候能产生皮娜·鲍什这样的大师？

曹诚渊：老实说，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老是和发达国家相比，那是不公平的。人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文化累积，19世纪时国力非常强盛，而中国，只有这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安下心来发展经济。但我们要真正发展起来很快，因为我们传统的底蕴很深。

年轻人不知道以前是怎么过来的，会奇怪为什么外国有我们没有。其实都会来的，而且速度快得让你咋舌。在中国，变化不是没有，而是太快了，反而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种转变。我就怕社会消化不了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