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们舞者也练成了一种能力，

跳不同感觉的作品，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一种多元风格的整体呈现，

对他们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

曹：我打从在香港开始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时候，想的就不是曹诚渊自己一个人的舞团，团里几个编导就是各编各的，我们之间的艺术理念也不一样。在1980年代，我、黎海宁、彭锦耀编出来的是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舞蹈，90年代，又加上梅卓燕、伍宇烈、潘少辉各有个性的作品，然后二十一世纪，香港回归中国，来自内地的邢亮加入，使舞团又增添了邢亮特色。刚开始的时候，观众也挺为难的，因为舞团的节目，风格和感觉每次都不一样，不可能每次都合脾胃，甚至有人跟我说，你这样搞不行，因为你们团没有一个强烈的符号形象，比如人们去看云门舞集，就是要去看林怀民的艺术，而城市当代的风格是什么？你们的形象怎么办？我也曾经认真地考虑过，可还是觉得自己需要的是一个多元包容的舞团，而观众喜欢与否，还是让时间来鉴定。现在舞团在香港是被接受了，有趣的是，我发现西方的观众对我这种办团方针感到不可思议，反而在中国，尤其是越优秀的中国演员，就越能接受我这种多元包容的观点，所以广州的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的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和在我出任艺术总监期间的北京现代舞团，都依循着城市当代的办团理念而发展自如，每次出国演出，也同样引起外国舞蹈界的震动。

文景：是不是因为思维方式影响到中国这种团体的发展？

曹：可能是吧。我们中国演员过去的训练，甚至是过去的生存状态都会影响他们对个性和群体性的认知。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子过去习惯一块吃饭睡觉洗澡，大家都懂得分享资源和共同生活的道理，长大后虽然拥有了独立的私人空间，偶尔放下自己，重拾群体经验，倒并不是艰难的事。反而今天因为中国的生育政策，独生小孩一般从小被娇纵惯了，将来能否自如地游走于个人和群体之间，倒是要等待观察。不过单就目前来说，我的办团理念和艺术观点，在内地、在香港、在其他华人地区，是较为容易被接受的。这也让许多外国人去思考，现代舞所强调的个性，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供延伸的可能性。

文景：会不会是你在香港长大，视野比较开阔，始终有个国际眼光在里面。

曹：可能是吧。在现代舞中，每个人阐释的，都是自己个人的经验，这个没有太多不一样。比如广东现代舞团的编导刘琦，她是古典舞出身的，编的舞便自然比较细腻唯美，北京雷动天下的编导李捍忠是民间舞出身，编的舞便更注重节奏变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把它带进舞蹈创作里，都挺好的，让现代舞有更多变化和生命力。我鼓励我的演员们去大胆编舞，并告诉他们说，舞团有什么样的编舞，就有什么样的面貌，我没有必要先去定好现代舞是怎么一个样子，然后要求所有编导都跟着这个模子去创作，那肯定是吃力不讨好，会发现任何模子，就算是最好的模子，最终都会变成落伍的陈腔滥调。

文景：你们希望观众从舞蹈中看到什么，身体，还是思想？当然这个问题有点无厘头。

曹：你问得很好。其实欣赏任何艺术都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纯粹感官的，在舞蹈的解读里面就是身体。我自己喜欢舞蹈也是首先从直觉上，身体对我的感动而开始的。身体就好象一个清澈透明的玻璃杯子，敲的时候会引起其他杯子共鸣。当你没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时，这个共鸣是很容易的，而喜怒哀乐被它带动了，这是一种直观上的，感官上的共鸣。第二是理性上的欣赏情趣，要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层面上的。当你去观赏舞蹈的时候，可以通过动作的设计、作品的结构、演员表演的质感，去体验具有时代气息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或者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作品的存在意义，又或许从人文历史的方向去研究舞蹈内容展示的对社会的观点。这个欣赏层面需要耐心，需要修养，可是也开了另一扇门，让观众不用停留在只是很美、很好看、很感动等的基础平面。第三个层面最难得，也是我们这些现代舞者努力追求的，是希望观众从作品里获取一种灵性上的启悟。这种灵性上的启悟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是当你看完舞蹈之后，能否把舞蹈跟你自己扯上关系，从而改变那怕只是一点点你对生命，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或感受。当然这种启悟跟一般的宣传教育不一样，在于它的结果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看了同一个作品之后，所获取的思考和感受都只属于他个人的，也因为这样，更显得艺术的难能可贵。我对我们今天的现代舞教育不太满意，就是因为老师们只注重训练学生的身体技术，编舞课也就是注重怎样把动作弄的繁复琐碎，看起来很丰富多彩，其实给观众的，还停留在很低的层面。

                                               （待续）

城市当代舞蹈团于1980年第一次到内地（广州）内部交流演出后的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