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潘灵的中篇小说《偷声音的老人们》发表后多家选刊转载，这是我写的一篇评论，12月25日第二版《文艺报》已发表，但有删节，这里发的是全文。

声音：美好生活的意象

宋家宏

新建移民小区昭女坪的五位老人带着录音笔去偷录雄鸡晨鸣，不小心打死了人家的鸡，被当作偷鸡贼，送进了派出所，潘灵的中篇小说《偷声音的老人们》由此开篇。用小说中社区领导夏晓峰的话说，“这些老人不承认偷人家鸡，只承认偷声音，偷声音，鬼都不信！”更没有人相信他们去偷雄鸡晨鸣的声音是为了救另一个老人的心病。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声音能治病，小说中的九十多岁的钟汉大爷养了一辈子鸡，要听到雄鸡打鸣他才能醒得过来。搬到新小区后，没有了雄鸡晨鸣，他再也不敢睡着，他怕听不见雄鸡打鸣就此醒不过来。

小说中的鸡鸣之声融入了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听雄鸡晨鸣，才能醒来，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是诗意生活在想象中的重现。这是一辈子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的诗意生活。也许，在真实的乡村生活中，他们曾经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苦难，也许，伴随着鸡鸣狗吠之声，同时也在呼吸难忍的牲畜粪便的臭味，但是当这一切远离他们，当他们进入新的小区，居住在城里人的高楼上之后，那些难忍的臭味已经远去，那些艰辛与苦难也开始淡忘，鸡鸣狗吠之声从记忆深处飘然而至，成为诗意的存在。他们要把丢失的声音找回来，他们要找回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是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与建构。

小说由鸡鸣之声展开了各种乡村生活的声音。忧怨的箫声承载了肖家公子与歌女那娅，还有陈三爷爱恨情仇的故事，故事中不仅仅有缠绵悱恻，还有穷人与富人，忠诚与背叛，大时代的变迁，昨天与今天；白鹤镇人红白喜事都离不开唢呐的声音，那辽亮与高亢，欢乐与蓬勃，那悲伤与忧怨，在城市的高楼里只能吹奏出它最后的挽歌吗？伴随村民们跳花灯歌舞的音乐之声，江涛拍岸的声音，汽笛远行的声音，田野里庄稼成长的声音……。小说非常诗意地写了聋五老人虽然有听力缺陷，他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声音的回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感觉声音，他在看声音。他用笔写下了他感觉到的声音。“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他放羊的山岗上杜鹃花开的声音，它说每朵怒放的花都在尖叫。他还描写了那个秋天的山谷，那群被风撵动的落叶的声音。韩家川很欣赏他的比喻，他说那是被风驱赶着的一群散兵游勇仓惶奔赴死亡的声音。在他的心中，那扑向花蕊的蜜蜂的声音是欢乐的，那被采的花朵的声音是惊恐和轻佻的。”

声音，在小说中构成作品的基本意象。在“声音”意象的审美复合体中，融入了小说中村民们对既往生活的诗意追寻，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融入了作家潘灵对怎样才是适合于父老乡亲美好生活的思考与感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乡民们只能涌入城市，住进高楼吗？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斩断一切与乡村的联系，就是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吗？小说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设计与安排并非尽如人意。小说中的社区干部夏晓峰整天忙忙碌碌，疲于奔命，却没有一件事得人心。他不懂得体察民情，更不懂得理解村民们的精神需求。他否定了村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陈旧、落后、土得掉渣、封建迷信，是他对村民们以往生活方式的判断。他把他所认为的高大上的生活方式强制性地推给村民们，结果处处碰壁。而他不认可的却受到欢迎。这一人物的设计，表达的是作家潘灵对当前一些行政领导的思维与行为的否定。

“留住我们的乡愁”，成为近年来中国高层与民众的共识，也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行动指南，甚至必然地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建设。青山绿水，生态文明，稻花漂香，鸡鸣狗吠，同时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农村生活的图景。乡村的声音，乡村的诗意并不是仅仅停留于记忆中的存在，而应该成为逐步完成的目标。小说家的潘灵不可能在一篇小说中描绘出他的父老乡亲应该过上怎样的美好生活，但他准确地描绘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被记忆淘汰存留下来的“声音”意象，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潘灵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乡村里他的父老乡亲的物质存在与精神生活，他的“根”和农村、农民有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对他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深切的了解。《泥太阳》写的是农村精神的缺失与重建，面对开始富裕起来的乡民们的生存状态，他忧虑的是，精神的贫困比物质的贫困更为可怕。《一个人和村庄》赞美了一个孤守乡村的具有一定悲剧意味的乡民英雄，歌颂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乡村精神——对土地刻骨铭心的爱，小说也触及到了未来中国乡村建设的指向是什么的问题。《偷声音的老人们》这篇小说，聚焦于美好生活的创造，作家把视点集中于解决了温饱的村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些物质生活已经有很大改善，不需要为温饱操心的乡民，他们已经住进了城里人一样的小区。温饱之后，怎样发展？过怎样的生活？他们有什么样的追求？这是当前以至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广大中国农民的普遍问题，也是制度设计和各级领导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潘灵没有美化过去的乡村，没有把曾经的乡村生活诗意化，他让他笔下的人物许老四回到他女儿的乡村去守鱼塘，去了几天许老四又回来了，为什么？许老四说：“说句真心的不爱听的话，乡下那日子，再去过，就不习惯了。特别是在这社区坐惯了马桶，现在蹲那蹲坑，不仅脚受不了，鼻子也受不了，梆臭！”乡民们同样对现代生活有向往，而且现代生活更容易成为“习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新时代怎样才能带领他们创造符合于人的内心要求的美好生活，这是作家潘灵在小说中启示人们思考的问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必然地与他既往的历史、与他已经成为习惯的生活方式、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他所处的社会角色、与他对自己未来的梦想等等相关。认定某种方式而否定其他，强制性地推行某种方式，而不承认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不承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日益增长的需要，不理解他们的历史与现实，这是小说中以夏晓峰为代表的一些领导已经成为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政方式，他们不懂得体察民情，也不懂得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潘灵通过昭女坪五位老人“偷声音”的形象描写，引出的是如何带领群众创作美好生活的大问题。

偷声音，这实在是现实生活里的非常态，如何把一个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在叙事中让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与生活常态相通、相吻合，这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是一个考验，它与小说艺术逻辑如何构建密切相关，更与作家的描写有无深度有关。潘灵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声音”，承载了历史，也承载了现实生活方式与美好记忆的冲突，还代表着对未来美好生活朦胧的向往。小说中的“声音”意象有了深度，也有了重量。一个养了一辈子鸡的老人要听到雄鸡晨鸣才能醒得来、睡得着，完全符合生活的常态逻辑；一群习惯了鸟语花香的村民，不能接受城市高楼的孤独，也是吻合于生活常态的；扭花灯的脚步跳不来城市的广场舞，也符合生活逻辑；搬进高楼的新移民们常常怀念他们的故土，以至于美化他们过去的生活，这是人的普遍而又正常的心理。正是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深层意蕴，偷声音的非常态事件也就成为具有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描写，达到了让读者深思的目的。

（作者简介：宋家宏，男，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