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去年冬天在李森先生主持的“中华文化复兴论坛”上的发言，其主要内容则是我近年来对文艺评论本体的思考，在一些文章中已经多次说过，强调批评与研究的学术分野，厘清各自的范围，让文艺批评突显特征，写作者更具自觉意识，使其影响力显现。

文体问题关乎批评与研究的学术分野

宋家宏

今天听了一天关于批评文体问题的讨论，并且主要讲的是诗歌的批评文体，这在我的经历里是很少的，我关注小说更多一些。很有启发！特别是有一些面对面的争鸣，这在我参加的各种研讨会中也是少见的，很有意义。因为得到邀请通知比较晚，没有来得及准备发言稿，只好即兴说说了。

早上沈奇先生发言时第一句话就说到2012年《文艺争鸣》对文学批评的关注。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看了几篇文章，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从一些更常识的角度来分析批评的问题出在哪了？后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过去，标题就叫《批评,还是研究？》，后来发在了八月号。我觉得批评和研究是有学术分野的。学院派里有很多文章之所以饱受诟病，或者说对文学创作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是因为很多文章是用研究的方法去做了批评，用研究的文字去写了批评。那么，批评和研究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究竟有哪些维度来确认批评和研究的分野？我那篇文章主要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其中就涉及到文体的问题了。

我觉得批评是一个中介，它介于创作与研究的中间；它既要有感性，同时要有理性，它和研究是不一样的。同时它还是把作家作品和读者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这里就涉及很多问题，比如说批评的文体怎么呈现？我们回到鲁迅那里去。鲁迅的《汉文学史纲》和《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属于研究，但《<二月>小引》《徐懋庸作<打杂集>序》《白莽作<孩儿塔>序》等一系列文章就是批评。我们把鲁迅这两类文章放到一起，文体明显是不一样的。仅从文字上看，《中国小说史略》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而批评文章用的是鲁迅风格的白话文。当然文体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文字的问题。鲁迅自己很清楚，他写这些批评文章是为什么，他心里有读者定位，他是写给作家和普通读者看的。他当年写那些批评文字是要向文坛、向读者推介那些青年作家。我们现在高校里头很多文章的读者定位是模糊的。那么批评的读者定位是什么？一个是普通读者，另一个是作家、诗人；而研究的读者定位应该是专家、学者，现在你把做研究的方式拿来写批评，作家为什么要去看你这个东西？普通读者为什么要去看你的这个东西？你引用了很多中外的东西，以势吓人，好像你很有学问，很有理论，作家和普通读者都被你吓跑了。但是你的定位首先就错了，所以这个文章就无效。

对理论的应用也有一个套用和化用的区分。王国维也走过这个路，就是从套用到化用。王国维做《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是用他刚刚接触不久的西方的悲剧理论来解读《红楼梦》。他是把《红楼梦》当作材料来印证已经被他认为是正确的西方悲剧理论，这是他的套用时期。高校里头很多文章现在就停留在套用阶段。他把鲜活的文艺作品先杀死，然后把它当做材料扔到那个他认为已经是绝对正确的理论中，然后告诉你这个是心脏，这个是肺，这个是什么。文学艺术自身的生命已经在套用理论的过程中丧失了。到王国维做《离骚》和屈原研究的时候，他就开始过渡了。到了《人间词话》，他就完全进入化用阶段了。什么是化用呢？就是把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他的背景，然后来看问题。《人间词话》的文体是中国式的，但是它的内在体系是西方的。他用西方理论体系的观点和方法，建构了一个中国的词话理论。整部《人间词话》没有引用一句西方哪位圣贤的“宝典”上的话。

在研究和批评这两种文体中，我以为，在研究阶段一定程度的套用是可以容忍的，批评文章里的套用是不可容忍的。你必须是具有了理论的背景，并让理论成为你的眼光，成为你的血液，再去看作品，然后解读作品，从文艺作品的艺术生命整体出发，解读出你的个人感受来，我以为这才是好的批评文章。这就包括了批评文章和研究文章的个性问题。可能在研究的阶段，你的个性会适度消减，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个性，在研究文章里也不能完全排除个性，排除主观性；而在批评的领域，一定是要有个性的，一定是要有鲜活的有生命体验的东西在批评文章中，这个文章才是可以让人读下去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批评文章、研究文章是抹掉个性的，是抹掉个人生命体验的。而且还要求批评和研究文章做到所谓的客观、公正。天哪，纯客观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公正，所谓的客观，只是作为理论的追求，纯客观只存在于无数的主观的接近之中。

我们现在的批评和研究文章里存在很多问题。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对批评和研究没有分野，他自己心里是糊涂的，加上更深一层的问题也就是高校体制问题——高校的学术体制是科学体系，它必然导致要求你照科学的那条路去走——所以他就拿高校的那套方式来写批评文章了。就当代文学来说，在高校里，它为什么不太受待见？因为他觉得你不科学。其实真正做当代文学的人是很难完成所谓的“专著”的。他只能把自己沉在当代文学的现场里头，“专注”于文学现场。他能专注于一个有限的范围：诗歌、散文或者戏剧，已经不得了了。现在一年出版长篇小说三千多部，他专注得了吗？这么短的时间，还要他完成一部所谓的学术专著，才给你职称，才给你种种东西，这怎么可能？因此我以为，搞当代文学的人，一年完成一本论文集就不得了了。不应该要求他完成学术专著。搞当代文学批评，“专著”不是他的长项。学术专著应该是研究者来完成的。研究者和现场要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可是批评是不能有这种空间距离的，你要沉在现场里，才可能写出来。因此在高校里，做文学批评的人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里：学术体制要求你完成专著。学术论文集在评价体系里根本不算一回事。而你只要是真的搞当代文学批评，搞当下文学批评，你去完成专著，这个专著肯定是有水分的。现在几位当红的批评家，60后的，只有李敬泽在一本本地出版论文集，因为他存在于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之外，他一直在作协系统。其他的大多数在建构文学史一类的专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体制要求的。所以我说李健吾要是在今天，在云南大学，在任何一所中国大陆的大学，他连副教授都评不上。李健吾这个印象派批评家在中国的传人，“京派”的首席批评家，只有两本论文集，薄薄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里根本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再看周作人，几乎全是单篇论文。《艺术与生活》他自己说“是我唯一的长篇论文集”，以文体论，也如他所言：“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自己的园地》、《谈龙集》等从文体上说是随笔了，可是《雨天的书》里他也还在谈文艺问题，就不那么“正经”，用今天的评价体系里的话，就是“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这几本书对五四后的文艺界，同样很有价值。周作人在今天拿这几本书来评副教授、参加高校体制内的各种评奖，对不起！没他的份。鲁迅好在还有《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勉强能评个教授，如此而已。所以很多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的问题，而且这个体制在我看来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么我们做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只能说忍了吧。我愿意干这个事，我继续干，抛开所有利益；抛不开，只有不干了，只能这样。这个庞大的体制我们能撬动它一丁点吗？我根本看不到撬动它的希望。

谢谢！

    （本文是我发言之后，由李纪梅整理而成，我作了必要的文字修订，在此谢谢李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