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影像民族志工作坊（第二期）主题解释

朱晓阳

《深耕：影像民族志工作坊》（第二期）原定于2022年底召开。由于那段时间疫情海啸席卷整个国家，我们不得不将会期推后到2023年的春暖花开时节。“四月并不是残酷的季节“，特别是今年的四月适逢云南大学百年校庆，《深耕》也是校庆的活动之一。《深耕（第二期）》除了继续上一期的“深耕田野”主题之外，将聚焦“影像民族志与艺术“。我们将在“亲密性”、“介入与观察”、“社会自传”、“巫师语言”和“作为故事”等不一定恰切的标签下，探索拓展人类学与艺术结合的边界；探索影像民族志作为艺术的可能；探索影像民族志的形式拓展。（工作坊手册）

我们认为人类学与艺术之间，从根本上说有亲和性，特别是就影像民族志和纪录影片而言，科学和艺术是水乳交融的。但是在实践中，两种从业者的理论、方法和训练却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如何走向亲和”是模糊不清的和分歧不断的。例如民族志电影作者的学习起点是科学人类学的观察、概括和推论。虽然民族志会有故事和人物，但实证科学视野下的观察和规范描述是人类学者不能逾越的。在另一面，由诗学作为基础的艺术作品，虽然有“模仿真实”的诗学原则，但包括纪录影片在内，“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或“兴观群怨”是其核心。在这样两种规范性下的民族志电影和艺术之间虽然能遥距谈亲和性和交融，但在制作一部作品时，却仍然像将油和水一起搅拌一样困难。

我们选择纪录影片作为本期的对话对象，是因为看到纪录影片与民族志电影是最有可能交融的艺术形式。但即使这样，两者之间的分歧也同样存在。如果大家认真看本期工作坊的艺术性纪录影片和影像民族志电影就会看出油与水的差别仍然存在。

因此我们这一期工作坊将从面对差别开始。

这期工作坊与上一期不同，上一期是在“定点田野的影像表达“这一共识下开展的。这一期我们实际上是从有分歧的主旨开始，例如规范的民族志与艺术性纪录片的差别；例如艺术性纪录片是否应当向人类学学习；例如民族志电影内部关于影像与文本之间的差别等等

我们用“亲密性”、“介入与观察”、“社会自传”、“巫师语言”和“作为故事”这些不一定恰当的标签是想对以上影像民族志与艺术的差别和融合提供一些切入讨论的索引。

“亲密性”是借自人类学家赫茨菲尔德的概念，我们想用这个概念来讨论共情和同理等文学艺术中的常理在民族志中的可能性。

“介入与观察“关涉当代人类学的两种重要态度和立场：应当对研究对象采取客观的不介入的观察？还是承认研究者不能自外其身，应当和被研究对象一起探寻生活之道？或更极端一些，试图一起改变生活？相比之下，艺术性纪录片在这一点上比影像民族志要更坦率和直接，更乐于表露立场和接受“介入性”。

“社会自传“是来自非虚构文学作品的自定义，特别是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说法。我们希望用这个最接近人类学电影的标题，开启一条艺术性纪录片接近人类学民族志的通道。

“巫师语言“来自人类学家格尔茨关于民族志应该如何写的看法。他认为关于巫师巫术的民族志不需要用巫师语言来写，民族志写作本质上是在近经验和远经验之间来回或循环阐释。我们希望探讨在家乡人类学中，以方言和母语为表述方式的民族志中，巫师语言可以成为影像民族志的基石之一。巫师语言意味着影像民族志可以接受多种本体或形式的共存；巫师语言也意味着艺术性纪录片并不一定要用一般语言表述普遍性的道理，“方言”的真实应当受到重视。

“作为故事”很显然想用“故事”将民族志和艺术纪录片，两种描述方式间的共同性和张力呈现出来。就人类学而言，上个世纪以来倡导人类学诗学的学者主张“故事”是人观的核心。但如何讲故事恰恰正是科学民族志和艺术纪录片之间的分歧点。这一点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工作坊能解决多少问题。我们希望通过3天讨论，能够对民族志电影和纪录影片的更多可能性有所拓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