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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昆明螺蛳湾

——一场权力-资本的欢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朱晓阳

 

昆明螺蛳湾直到最近才引起全国的注意。随着11月21日那里的上百商户堵路反对搬迁和数千人观看,螺蛳湾成了今年的又一个轰动事件的符号。由于互联网的传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昆明的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知道因为拆迁和易地搬迁,这里发生了群体事件。这次事件已成为当下议论的焦点之一。

 

螺蛳湾一案完全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关键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个案例正是权力与资本狂欢交媾,刀俎草民的一个典型。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灰暗一面。它将法律在权力-资本这种杂交怪物的贪婪前面完全无所作为的面目暴露无遗。这一事件也暴露出昆明和滇池地区的生态困境的深重。

 

 

刚刚听到美国政治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是感慨经济学帝国主义真是了得。无论什么人做得有点儿名都会给你送一顶经济学奖的帽子戴戴。二是猜想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地治理的理论又将要成为国内读者的阅读热点。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在跨文化运用的时候,有一些问题。而在热捧诺奖得主的情况下,恐怕不大会有人去注意。本人在几年前曾经在一篇关于内蒙古草原治理的文章中,评述过奥斯特罗姆观念中的问题。现在转贴在此供大家评论。

 

共有地治理:抽离社会-历史情境的进路

(摘自: 朱晓阳: 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第六章 “时间,空间,共有地”。

有关内蒙古草原这一类共有地的问题,一般都会考虑两种研究和解决进路:其一是用哈丁的“共有地悲剧”和与之相联系的对策:“明晰产权”和私有化[1];其二是奥斯特罗姆(E. Ostrom)提出的与哈丁相反的进路——“治理共有

朱晓阳

 

最近 任志强先生又在教育大家要讲法制,要尊重经济规律了。以下就是此公的一段话:

转发一篇于坚的文章(2009-05-29 16:35)

马街只是些破房子么?我看马街

 

                                                          于坚

 

马街不只是一些建筑物,如果说只是一些建筑物,那么我觉得拆掉它一点都不可惜。马街现在那些建筑物其实也就是昆明七、八十年代平庸建筑活动的产物。

 

    马街是一个集市。而且是一个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集市。集市的概念和市场是不同的,这是古代生活的特殊产物。欧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一度取消了集市,以超级市场取代,但最近又开始恢复。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集市有着市场无法取代的东西,就是人群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交流,在这种自发、自由的交流中,人们可以缓释现代都市人和人越来越疏远所造成的孤独感和压抑。(这种民间社会几千年的生活经验还包括庙会、节日,昆明过去每个月都有

人算不如天算——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之搁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朱晓阳

 人算不如天算。我们正在眼见着仇和先生去年初以来发动的昆明城中村改造日渐式微。这可以说是最近数月金融海啸横扫全球,在云贵高原上造下的一个小漩涡。《昆明日报》近日已经报道,“2008年,市里向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下达了80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目标。据报道,其中实际实施拆迁的只有25个,而这25个项目中,真正全部拆平的就更少。” 。本人最近在昆明的观察与记者的观察相吻合:城中村改造项目真正开始实施的寥寥无几。

虽然这是由金融危机迎头一个大浪造成的搁浅,但是我确实希望这一搁浅让仇和先生的“现代化城市”之梦不只是被暂时打断,而是当作一个真的转折,从此开始对昆明的城市发展和城中村问题换一个角度思考。说白了,既然无能为力与天作对,还不如从善如流,以“无为而治”对待所谓城中村问题。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领导人在城市建设规划上的极端现代主义偏执有所改变 。这些偏执是如:对于直线热爱和对弯曲仇恨,对于透明热衷和对模糊感到难受,对于整齐划一欣赏和对七高八低反感,对简单肯定和对复杂否定,对光亮叫好和对幽暗责难等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有毒奶粉与歪打正着的牛奶国有企业

 

朱晓阳

 

三聚氰胺奶粉案已经使整个国家上下陷入了一场亡羊补牢的战争。在这对灾难的紧急处置中,也不乏如何才能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的反思。但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有了很多方略和策划,也已经有了很多对出现问题原因的检讨等等,但是到现在为止,却没有人出来指出,奶业目前的这种生产制度在问题奶粉出现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事实上,只要通过比较问题奶粉出现与否的企业就可以使这个制度性问题的关键作用浮出水面。但是这需要观众和读者有一些对中国奶业生产,以至中国企业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才能发现。很可惜一般人对于这两方面都不甚了了,而一些平时喜欢向公众喊话的济学家们这回很奇怪,都不出来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因此这件事情就仍然处于黑暗当中。

 

长话短说吧,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次奶粉事件中,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没有或很少被查出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这种东西。我想现在已经有那么几家企业被消费者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其中包括黑龙江完达山和北京的三元(如果不考虑它的一家河北一家下属企业有问题的话)。

 

关于奥运:在澳大利亚的林林总总

北京奥运会期间,准确点儿说从七月中旬到前两天的八月底,我一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作访问学者。虽然错过了在国内感受奥运热,但机缘巧合,也使我见识了一次西方知识阶层和地方传媒如何看奥运。

 

我拉家带口,才一来到阔别多年的国立大学,便受到好几个过去认识的同行的奇怪问候。他们说的话虽然各异,但意思差不多,即:你逃出了奥运会了。我当时好生奇怪,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矢口说什么:不是,不是,我们其实想看奥运会云云。他们于是都会谈起空气污染,谁谁称在北京呼吸有问题,人权等等。过后我突然醒悟过来:他们把我们看作从伊拉克阿富汗逃出来一样的。想一想,这些人并不是澳洲的普通蓝领,白天干了一天,歇工后喝着啤酒看看地方新闻,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的主儿。这些人都是些在以研究中国或者研究东欧等立身的学者。等住下来之后,看一看堪培拉地方的电视和报纸新闻报道,我便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说得那么怪了。简单地说,堪培拉的地方媒体在奥运之前对北京的报道多半是负面的,或者是带着很明显的西方新闻有色眼镜的报道。后来有一天我和这

 最近很多人在谈论地震中的“范跑跑”,我突然想起朋友郑宇健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道德运气与规范性”。文章虽然与眼前这件事不相干,但其实只要用心想想两者间的关系还是明显的。哲学家的文章不好读,一般读者只看看前半截就好。——朱晓阳
 
 

道德運氣與規範性

 

鄭宇健

 

“運氣”這個詞,在日常用語中出現得如此頻繁,以致人們很少會仔細思考一下它與那些表面上不相干、甚至相反的日常概念之間的關係。一般人的直覺似乎是,當我們對某人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時,我們並不是在判斷他的運氣好壞;恰恰相反,我們判斷的是他不受運氣擺佈、甚或反抗惡運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結果。由此可見,運氣是悖逆於或至少是外在於道德的。“道德運氣”這一提法就自然顯得十分奇怪。但是,人生中不時可能出現的某些事故會令人不得不直視和深思運氣與道德本性之間的某種深層關聯。

 

       讓我們先來看一則國外報章上報導過的真實故事:一位年輕的父親每天駕車上班的途中先把幾個月

那伤痛在“浅”处(2008-05-19 21:05)
 

这几天随时能从电视上看到地震之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是电视记者喜欢采访的对象,自然也是唤起人们慈善之心的形象。昨天晚上的央视赈灾活动中,也走出来一个母亲。她是一名警察,在地震中失去了两岁的孩子,她自己的母亲,还有她的外婆。在面对主持人的问话时,这个妇女突然不再说话….幸好白岩松还比较知情,让她不要再说话,到此为止。

 

要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痛失”,你很可能不知道这里的痛苦会有多痛。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曾经有过孩子“走失”两夜的经历。那是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一个四岁的孩子消失于巨型城市的茫茫人海和车流中。那种感觉无法用什么“后悔莫及”和“痛苦悲伤”等等来形容。那是一种绝对的空无,是从你随手能触,你平时能随时看到,以至于从不知觉其“在眼前”变成的空无。那些仍然“在眼前”和随手能触的伴随物可能是孩子的一只书包,它仍然保持着下课回家的样子;一个记事本,在最后的那一页记着“听读第某课课文”;红领巾,它仍然挂在平时的床头上,一件脏衣服,它被脱下来,还搁在盆里…有些时刻可能苦痛不再显现出来,但是一个无意的回头,在看见这些物的瞬间,或者听到一个友善和关切的问话的时刻,你会完全

仇和旋风与双刃剑(2008-03-09 16:19)
 最近在昆明政坛发生的一些吸引人眼球的事情表明,政治实践层面正在呼应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传统与现代“共度性”和互补性的思路。简言之,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