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谈论地震中的“范跑跑”，我突然想起朋友郑宇健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道德运气与规范性”。文章虽然与眼前这件事不相干，但其实只要用心想想两者间的关系还是明显的。哲学家的文章不好读，一般读者只看看前半截就好。——朱晓阳

 

 

 

这几天随时能从电视上看到地震之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是电视记者喜欢采访的对象，自然也是唤起人们慈善之心的形象。昨天晚上的央视赈灾活动中，也走出来一个母亲。她是一名警察，在地震中失去了两岁的孩子，她自己的母亲，还有她的外婆。在面对主持人的问话时，这个妇女突然不再说话….幸好白岩松还比较知情，让她不要再说话，到此为止。

 

要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痛失”，你很可能不知道这里的痛苦会有多痛。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曾经有过孩子“走失”两夜的经历。那是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一个四岁的孩子消失于巨型城市的茫茫人海和车流中。那种感觉无法用什么“后悔莫及”和“痛苦悲伤”等等来形容。那是一种绝对的空无，是从你随手能触，你平时能随时看到，以至于从不知觉其“在眼前”变成的空无。那些仍然“在眼前”和随手能触的伴随物可能是孩子的一只书包，它仍然保持着下课回家的样子；一个记事本，在最后的那一页记着“听读第某课课文”；红领巾，它仍然挂在平时的床头上，一件脏衣服，它被脱下来，还搁在盆里…有些时刻可能苦痛不再显现出来，但是一个无意的回头，在看见这些物的瞬间，或者听到一个友善和关切的问话的时刻，你会完全无力抵挡地跌入深渊。这些物挨着的不再是你熟之又熟的那个人，而是空无。它留下了你今生今世找不回来的那个至宝应该填满的空间。

 

这种感觉我想这些天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们随时都会有。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损失，你可能不知道这种痛苦是在多么“浅”的地方。幸运的是我的类似经历仅仅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孩子找回来了，那种创伤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不去触动它而逐渐抚平。但是我显然知道这不会是眼前这些父母们将有的经历。

 

我写这些文字的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切莫以这些人的苦难来证明或表现什么伟大的神圣和深刻的主义，让我们先想一想该如何去抚平这些人的伤痛吧。

 最近在昆明政坛发生的一些吸引人眼球的事情表明，政治实践层面正在呼应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传统与现代“共度性”和互补性的思路。简言之，2007年底上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正在给昆明市带来冲击，即坊间所称之“仇和旋风”。观其言行，我认为仇氏正是在将传统与现代——两种似乎相反相成的治理术统合起来。他一面祭出“市场化”的大旗，声称追随新古典经济学，但推行市场化的方式却是通过国家强制力量，甚至是“酷吏”式的统治。他一面主张公开性，并主动借助媒体将执政礼仪化。他标榜 “法制”，做法却透着法家的气息。他以羞辱和污名为治吏的办法，以福柯式的全景敞视主义，实施监督，从而使属下官员人人自危。他称依法行政，但却是人治

 中国前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曾慷慨激昂的说，“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只能看到枯黄的标本，而看不到活生生的白鳍豚，我们就是罪人”。
　　为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先后投资上亿元兴建了9个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站。
　　2002 年7 月14 日最后一只人工饲养的白鳍豚“淇淇”在价值千万的白鳍豚科研馆中孤独死去。
　　2006 年12 月13 日， 中、瑞、英、美、德、日6 国科学家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测仪器和分析方法经过1个多月的缜密调查，途经多个“白鳍豚保护区”，行程3400公里后，宣布长江流域未发现白鳍豚。
　　2007年8 月8 日，《独立报》、《卫报》和BBC 等媒体同时报道：中国长江白鳍豚已经灭绝,“白鳍豚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鲸种。”
　　 此后为了反驳这一说法，挽回国际影响,有关人士和专家多次“欣喜地”发现、发布了所谓疑似白鳍豚照片和视频，但铁的事实是从02年后中国再没有发现和捕获白鳍豚活体，国家上亿元的资金假白鳍豚之名打了水漂。其实痛定沉思，长江鲥鱼已经绝迹多年，长到筷子长的长江刀鱼也能卖天价，比它们体型大得多的白鳍豚又怎么能逃得过人类贪婪的渔网。
　　差一点，差一点我们又被他们感动了；差一点，差一点我们又相信那就是真的了；差一点保护区又成立了，千万资金就又打了水漂；差一点就华南虎保护办公室就又变成华南虎研究中心了，关克、朱巨龙之流可以在巍峨高耸的研究所内觥畴交错，吃吃腊肉，谈谈保护华南虎的心得和成果了。可惜只是差一点。
　　后来我们才明白，感动之后，相信之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叫做观望。
　　没有所谓的罪人，我们的下一代能看见的依然只有枯黄的标本和没有了白鳍豚、华南虎的“保护区”和“研究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国人没有契约精神，发誓赌咒承诺如同放屁，这就是为什么周先生、朱先生敢拿脑袋和官位做担保的原因。纯属雷同的是西安宝马案“我拿人头担保！”——贾庆安先生，咋一看陕西人还真拿脑袋不当回事，看来是多少继承了秦军把脑袋系在裤腰上打仗的凶悍传统。不过贾先生的结局人所共知-----丢了官位，保了脑袋，前车可鉴啊。当然，杨先生要好得多，历史只会记载白鳍豚灭绝于何年何月，不会记得曾经有过他这么一个“罪人”。这个教训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拿实质性的东西去打赌。
　　从华南虎照片出炉到可以建保护区；到照片真假无所谓，重要的是研究华南虎的踪迹；再到有无华南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市场”与“法制”——80年代学生的“套话”

 

 

       “市场失灵”已经成了一句名言，“法制失灵”也将要成为一句名言。但眼下这都还是在知识圈里说说而已。在为政府写政策报告的地方抬着这些政策报告说话的老板那里，“市场”和“法制”仍然是好用的套话。换句话说，一个标准精英的脸上总要挂着这两张面具。如果要找例子，第一可以以最近几年推行的集体林改革为例。这一改革自比19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制，称第三次土改。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市场法则是林改的核心。再一个例子是当下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强调房价问题只能让市场之手调控。他们说与“房吃人”有关的土地问题和拆迁问题只能通过法院即法制之道解决，国家绝不能再越过市场和法制去插手。这种精英说法的理由当然是建立在一套现成的知识话语基础上的。这套知识话语可以称为：“自我调控的市场-法制系统”。这套知识话语在二十世纪末终于成为精英表述。这一知识话语是一套包括经验现象、理论范畴和价值信念等互相融贯的整体。这套知识的核心自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实证主义法学，其传播的主要途径自然是大学。这些都不用去详述了。这里我只想指出，这套知识话语类型也包括一种相应的历史观。而它对于形成“自我调控市场-法制系统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是有关键作用的。我说的这种历史观特别指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简言之，我们已经习惯于以下历史表述：从经济生活来说，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社会-政治秩序来说，这个过程是法制取代人治的过程。法制则是一套自足的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系。这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进化”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套知识话语范式是包括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这些大师在内者建构出来的。今天在社会上振振有词地教导平民百姓，历史必然性不可违迕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开始学得这套知识的大学生。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也就是今天的政界和商界精英们所坚信（谁知道呢？我有点怀疑是否有这样天真的人）的是：历史已经证明，自我调控的市场-法制是必然的确凿的或自然的道路。

       我本人也是属于这一类80年代大学生。可以说，在我受大学教育的年代，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于以上的知识及其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追风之城

 

       有一座城，平均每百户有近十八辆私家汽车，平均每人有住房面积三十平方米。应当告诉读者，这座城市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属于中下等。与这座城市比，全国最富裕省份浙江的杭州市，目前平均每百户有十四辆私家车，平均住房面积是将近二十五平方米。

这两座城相比，前者像一个沙漠中的城市，属于全国最缺水的14座城市之一，建筑物犹如蜂窝密集，城市中很少树木，汽车拥堵在几乎每一条街道。说缺水其实是指缺乏符合卫生标准的水，脏水并不少。这座城市边有一个二百多平方公里的湖，湖水是劣五类水质。后一座城市有绿树成荫、清澈的湖水和通畅的道路。前一座城市的三任规划局长或被判刑或卷着赃款逃之夭夭；后一座城市的市长现在是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前一座城市是我的家乡昆明。

       有一句时兴的话这样说：“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以前以为中国的城市都像昆明一样的沦陷了。后来到了杭州才幡然猛醒。

前天在为荷兰学者刘本的演讲作评论时，我又想到上面那句有关沦陷的俗话。刘本君的报告是关于滇池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监管问题。他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说：如果说一个地方的人之守法是被监管者自身、执法、社会压力以及市场这些因素作用“汇合”的结果的话，在滇池沿岸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汇合的结果却是“违法”！虽然每一个人的故乡都或多或少沦陷了，我想唯有昆明在沦陷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前行。这也许就是那里的人均私家车数和人均住房面积都高于杭州的缘故。

昆明是一个稀有的受发展主义风尚之毒害很深的地方。

滇池的污染已经没有多少好说，已经有无数的人写过和骂过。最近的经典是我的朋友于坚的《哀滇池》。值得提醒读者的是，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懂得世人的眼球都盯住滇池。因此对于治理滇池水的事情一般都看上去在认真地做。但是对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地带情况完全不同。我这里要说的就是滇池周边的农地的消失。有谁能告诉我们最近十年这个地区有多少耕地（其中包括一些种植莲藕和养殖的湿地）消失？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昆明的环境？我谷歌了一下，发现1990年昆明城市面积为70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170平方公里。2004年至今又扩大了多少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因为从那以后昆明的城市扩张主要是在滇池沿岸进行的，即实施新昆明计划。这个新昆明计划虽然没有

 

“80后不一样，真的！”——一种神话的传染

朱晓阳

我们太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了：“什么什么是这样，真的！”这个世纪以来这类说法之一是：80后是什么什么。那种口气简直是在说出一个铁定的真理。昨天在一个吃饭场合，有一个生于70年代的人看着我说：“80后真的不一样！”她的眼睛圆睁。我说：你的口气跟我的上一辈说50年代出生的如何如何口气一样。她说：“真的！”我说：你这个口气也跟我的上辈一模一样，跟我们说60年代的一样，跟60年代的说70年代的也一样。

我们这里充满着以这种“真的！”表情和口气传播的病症。再不考驾照就更难了，真的！房价要涨，真的！数码相机肯定比胶片机先进，真的！于是乎忙于更新换代，开上了QQ，住进了墙开裂缝屋顶渗水的大房子，喝上了纳米的杯子，相机从100万像素迅速完成向1000万的更替……最近一时期已经有明智的人开始向胶片机复归了，但是街头已经很难找到冲洗胶片的店，代价已经付出，数码相机商家已经赚够了钱，即将扬长而去。这只是一例而已。后面等着的是当下的居住方式，汽车生活的梦幻终结，是80后的说：90后的不一样，真的！我此刻瞪大眼睛看着我的90后的女儿，我要看清楚她们现在是什么样，然后死死记住，以便将来对照之。我们没有存储记忆的公共仓库！

我此刻想追问的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患上了“真的！”这种病症？这种病应该不是国人独有。这与1991年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的医院里正在折磨婴儿（这是老布什发动战争的口实之一）一样。这与我们曾相信教堂里将婴儿杀死一样。这与2002年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这是真的！”——小布什说。这也同1958年的中国人一样，我们当时相信一亩地能打6万斤粮食。科学家都说是真的了！与1966年我们相信刘少奇是大叛徒一样，“真的！”毛主席说的！

我们现在知道1958年是那些有权讲话的人在报纸上和收音机里传播“卫星上天”神话，我们现在也开始知道是数码相机商人和有权说话的人一起在制造数码相机神话，我们今后也将对房屋神话和汽车神话破灭，因为我们终将知道这背后都是钱和权合谋的结果。我们与美国人只有半步之差。在人家那里，传媒或多或少必须保持一种“公器”的性质，因此才有不与财团和权势者合谋的智识分子站出来质疑那种种“真的！”说法。这才能使“真的！”不会像在这里一样，一次“真的！”能淹没大家的生活好些年，等到好不容易才病病殃殃好起来，又来了一轮“真的！

八十年代初的作品（一，诗歌）

朱晓阳

 

石门山

 

石门山是岩石的天门

石门山是巨大的肖像

鸟儿终日在山的边缘徘徊

一篇老文章贴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两只披着狼皮的羊

我对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抱有的期望太大。这种期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张艺谋们的厌恶而生出来的。我想这是很多对三峡好人给与很多赞词的人有同感的。昨天晚上买了一张碟，看了，但很失望。是的，这部片子里仍然有贾片的所有动人的要素：作家风格式的叙事、边缘小人物命运的关怀、机智的幽默等等。而且有了以前的电影没有的对大时代事件，例如三峡大坝的审视。但是这部片子在我看来只是一些素材片断的纪录。整个电影除了利用三峡大坝的阴影笼罩所造成的外在张力外，电影中主要人物故事毫无张力。两个人物中护士寻夫的线索看上去很多余。使人感到是另一条线索不够长度才生硬造出来对照的。

好的一堆素材和并不能代替叙事的艺术。而且这些素材因为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故事，就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底层生活描画。三片的根本失败是以对底层同情的“实”替代了形式和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