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重提“市民社会”

祝大家兔年一切顺利。新的一年，我们以城市书房为名，重新启用这个公号。

第一篇文章，还是从这里讲起。只有记得过去，才会有面朝未来的方向。作者是北京大学的朱晓阳老师。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是重提“市民社会”和社区/共同体这个话题的时候了。当然不止这个话题。我恐怕再过些日子，我们会因为集体忘性或集体被忘性，而不再提到目前正发生的事。

去年11月底开始的疫情海啸，除了卷走无数生命之外，也暴露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底子。在我看来，中国确实是一个多元但能建设性互补的社会。这是在空前未有过的非常事件下暴露出的。

反复用“暴露”这个词，是因为它准确。

去年11月封控将近尾声时，有一篇网文题为“北京居民在家学了一周法律后……”。

我在微信票圈转帖了该文，并写了几句话：

我家在的小区也如此。北京的居民在一夜间就完成了本体政治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共同的生活难处和小区业主群从反正两面提供了契机和基础，几十年普法提供了工具，有限和合理的目标提供了不惧的理由。最后就是有一颗心，认为街坊之难也即自己之难，应当挺身而出。（2022年11月27日微信）

从那以后，我开始比较注意小区业主/居民群内的信息和对话。可能与其他地方的这类群一样，2022年12月初到年底前后，群内以个人报告自己病情，求助、呼唤医药资源或分享资源的信息居多。这个小区如北京的一般商品房小区一样，过去邻里之间少有交往和对话。业主有话基本是对物业公司或居委会而发。组织抗疫与其他城市居民区差不多，由街道、社区居委会等正式系统出面，通过物业组织。我们在过去一年所做的几十上百次核酸，直到11月的局部隔离（按单元或楼座），都是这样实施的。

但在过去两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整个12月，我的印象是，虽有国务院的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12月7日）发布，但正式系统在落实新政策时，基本只是从前阶段的清零前线撤离并留下“真空”或“不管地带”。这些不管地带，除了被病毒狂欢而过外，还有几种社会力量支撑着。

其中之一是，出现小区居民之间互通有无和邻里互相守望的社区团结。对我这种有二十来年关注社区建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现象。

记得在上世纪末，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商品房市场形成，城市业主小区开始出现后，国外学者（如澳洲国立大学的Luigi）和国内学者以国家-社会预设研究这些新小区，并对小区业主大会和业委会寄托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希望。曾几何时，城市商品房小区并未成为社区，相反，更多的发现是，小区多是原子化的业主/居民。二十来年间，小区的有组织力量是物业公司，后来居委会也进入了小区。相比物业公司和居委会，业主和居民基本只是些“0”的聚合，或马克思意义上的“一袋马铃薯”。

我在十多年前住过的小区，曾有居民要建业委会，后来业主聚会了一两次，选出了筹备组。筹备组开头也有些干劲，但不久后有筹备组成员遭遇不明身份者殴打，并有私家车被损坏。此后筹备组烟消云散。

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如上所说：“共同的生活难处和小区业主群从反正两面提供了契机和基础……最后就是有一颗心，认为街坊之难也即自己之难，应当挺身而出。”最近十余年出现的微信，提供了业主/居民形成有机群体的技术基础。

另一种社会力量是家庭-亲友网。这种力量在疫情期间的作用，基本不用再言。只要想想，谁在第一时间给你找药，谁来照顾病患或老人就知道了。近处不说，大疫三年，有多少失去工作或工作时有时无者，靠的是“啃老”至今。家庭-亲友网就是我们生存的背景或空气。

再一种社会力量是职业的医疗系统。医疗系统从乡村医生的“四件套神话”到医院打通全科接收发热病人，是何等有效，我们也见识过了。“发烧39度的护士照看38.5度的病人“的传说只是其中一例。

另外，大疫席卷期间，无数票圈传读/看的有用信息是什么？可能是张文宏医生或某医院院长的建议。相信经过最近两个月的疫情海啸，这个系统的职业声望应当在社会职业声望链的顶端。

实际上，这个系统的奥密克戎治疗知识在两个月前也很有限。例如，那时我们看到的标准建议是：多喝水、烧不到39度不用退烧药和多吃蛋白质。

我有一个在城市边缘开小诊所的朋友（年龄66），用某种改良的村医“四件套”给汹涌而来的街坊病人打吊针。他在那些天，像这个系统的无数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一个迎海啸而战的英雄，收获很多尊重，自己声称开发了一种治疗新冠的独特方法。那些天他的诊所里满屋都是吊瓶子的人，他自己则是在人生的辉煌时刻。当他自己被感染后，却按上述标准操作：不吃药（因烧不高并无视自身基础病）只喝牛奶（似乎结合了喝水和摄取蛋白质），自己与家人隔离昏睡三天，结果不到一周就离世。

直到一月初，医疗系统的专家才强调，对待老人或有基础病者，发病72小时内应当立马上社区医院、用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和上激素等。

再一种力量是，由人们自发参与的跨地域、跨行业救助网络。如床位信息，是由NCP生命支援(NCP Relief)这个组织在做，他们的床位表是从2020年武汉疫情开始做的，前身是2008年地震后的非政府救援队。给农村老人搞发烧药的“坚果兄弟”，是一个反对农村环境污染的行为艺术乐队，因为他们一直关注农村问题，所以这次迅速反映农村药物的问题。之所以形成较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之前积累了大量观众，人类学中有大量的学生是他们公众号的关注者。他们并非红会或专事这个门类的非政府组织，但是由一些特定的社会组织迅速转型而来。虽然这些组织在疫情前已经形成，但疫情中有很多人自发加入，成为这些转型的既有组织的海量志愿者。

据参与NCP生命支援工作的人说，这些组织的受益者大多就是其中的志愿者。换句话说，自发组织中受帮助最大的人群，不是那些通过微信平台、朋友圈传播而被广波到的陌生人。

“我在这个组织里从12月中干到现在了，我感到这种组织里涌现的“社会”互助，其实不是在志愿者和陌生的网络求助者之间，而其实是在这个组织和不断加入的新志愿者之间。虽然陌生人求助个案不少，尤其是NCP后来在每个城市都发展出了几百人至几千人的互助群。但实际上更大比例的求助案例，来自志愿者的亲友本身。比如他们做临终关怀的小组，我发现他们报案例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是志愿者自己家的人去世。”（小林）

如再举出一种力量，估计都会指向快递和外卖小哥们代表的经济力量。这是市场-技术-平台为基础的力量。

我不能说国家正式的力量只是撤离前沿阵地。客观上讲，我知道的一些单位，11月下旬，也是由基层党组织的书记等去给被隔离学生送饭、送必需品的。但经常是，这些送饭者自己也很快阳了，于是不得不居家养病。最极端的一例是，我在12月底参加那个行医朋友的骨灰下葬时，据他家人说，那两天火葬场有纪委坐镇，以防有人行贿受贿插队加塞而起纠纷。此外，有人发现，在亲人去世叫殡仪馆车无回应的情况下，打110却好使。110甚至能帮助联系到火葬场的位置。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家老人离世后，联系不到殡仪馆车和火葬场。这家人在小区群内宣称，要就地于花园内火化老人，很快有地区政府部门解决了问题。

以上这些力量显然是互相不能化约的。如果说，在疫情之前和疫情前两年，整个社会有一种“一体化“的幻觉，那么，最后一年特别是最近三个月，这种幻觉已经不再。

现在是，这些互相有别的力量清楚地存在，并有机地互相补充。例如，最早询问你是否需要退烧药的肯定是你的家人、亲戚或朋友。发烧以后要求医，肯定会先咨询亲朋好友中与医道沾边者。再有需求肯定是冲向医院的急诊室或社区医院、村里的诊所。此时再去找社区或居委会求助，十之八九，会听到对方说“我们这里绝大多数都阳了，只有一个接电话的人了”；派出所的情况也差不多。但一般人会利用小区业主和居民群，在那里寻求从退烧药到抗原，甚至居家隔离请求帮遛狗等。一般回应很快，有不少是互相交换，以布洛芬几片换连花清瘟、黄桃换泰诺林等。将自己或家人病情在群内说出，希望得到邻居们的指导的情况很寻常。除家人亲友外，小区业主/居民群成为求助的最直接对象。居家躲避者，基本上依靠快递过生活，这应当是一种常态。至于在乡下或城乡结合部，村民/居民差不多都是去找村医或私人诊所打吊针。12月中下旬，可以看到单位群里让大家去领抗原测试剂几份的通知了；居委会也或有通知说有抗原发放等等。

……这就是我在2022年12月和1月初看到的“社会”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