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日

关于《云南三村》再调查的一次发言（2022年8月在云南省社科院）

朱晓阳：时间有限，今天座谈会对我来说意义比较重大，很早与李立纲联系过。所以我觉得是一项殊荣。前面“三村”相关原居民、调查者、出版者都说了，我接着说一点，也是这两天想起来的。

    2019年我在云南大学参加做的一个话剧《魁阁时代》中，费孝通和张之毅的对话是从费孝通写的《云南三村》的“序”里搬过去的，这是一个缘分。

    今天的会上说点什么呢？这些年我们都在使用着费孝通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它是我们社会学系很重要的部分，无论做什么，有很多事都和费孝通的早年研究、晚年的研究等等相关，“云南三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先说一下再调查。

    关于“再调查”，李老师团队比较谦虚，其实调查和研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分，有些偏重实证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有些偏重理论的建构，区分并不大。但我觉得有意义的，无论是哪种再调查和再研究，对于我们后来者来说是“鸿运当头”，这是麦可.布罗威70年代做美国的一个加州工厂研究时说的。他的研究场所正好是一个前辈（罗伊）30年代所做研究的地方。按照学术匿名规范，前辈调查者没有指出他的研究在哪里进行，布罗威也是凭借着一种直觉开始去做研究。他每天拿着罗伊那本书，在去工厂的路上读，读着就发现去的路跟他的路很像，后来越看越像，觉得那工厂建筑也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罗伊把所有的地方都匿名处理了，唯有一个地方没有匿名，就是工厂工会的代号，所以一下子发现他的工厂就是罗伊做过的。他说那天鸿运当头，可以和前人跨过时间对话了。所以从那意义上说再调查也好，再研究也好，就是对后面的学者来的鸿运当头。

    我的研究也是滇池附近，某种意义上说也沾了一点魁阁时代的光，我自己的调查点在魁阁附近，是陈达的人口调查点之一，隔壁村子叫子君，是民俗学家江应梁做彝人研究的地方，我那村子也是属于子君人范围。所以“云南三村”的调查今天能从这样一个起点开始，不管是定位为调查也好，还是研究也好，它都是很重要的。

    我也不要说只是纯粹的调查，而不是研究，同样是上面提到的布罗威，曾写过一篇文章“再访研究”，里头谈到人类学、社会学质性研究，列举了四种再访研究，其中一种再访研究就是叫做经验主义式，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跟我们今天“云南三村”再调查有关系，就是说基本追随前人的调查的理论模式，但对田野点做跨过时间生活的追踪，这方面在社会学界有非常成功的案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翻译过来，美国的一个著名调查叫中镇研究，从20年代一直做到80年代。我觉得“云南三村”再调查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模式里。其他的几种模式，布罗威谈到过，比如说在人类学者都知道的米德的《萨摩亚的成年》，到80年代有一个人类学家，弗里曼做再研究，他是反米德的，认为她被当地的小姑娘骗了，从头到尾都是反的。再有一种是叫再建构式。如马里诺夫斯基的特洛布里恩群岛研究，在70年代有一个女人类学家再去做。马林诺夫斯基基本上是男性视角，再研究则是女性视角的。再有就叫做结构主义式，人类学里出名的努尔人研究的在调查，按照布罗威的说法是结构主义式。简单说40年代那样一个社会的框架和90年代完全不一样，40年代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90年代是一个民族国家，整个结构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有信心，无论是经验主义式还是理论建构式，今天的“三村”研究和再研究都非常有意义。刚才我听到社科文献的编辑说就是把这些材料如实地，在这个时段把记录下来都是有价值的，只要记录是准确的。我们也拍纪录片，我知道纪录片一定的价值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不需要多说什么就行的。

    我还想说一点什么呢？除了你们的书，我觉得从费孝通一直到现在，这三本书里头所投射出来的一些东西讲几点：一个是“三村”在费老学术生涯的意义和费孝通遗产的两个面向，我主要说两个面向，大家觉得不满足只是再调查，还要继续朝前，那么我给大家贡献一点建议，这实际上是我自己的思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费孝通对他自己的评价，说他的工作在50年代以前基本上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乡村工业，另外一个是绅权。我想这在云南三村和云南三村再调查中可能涉及乡村经济或者乡村工业化方面会多一些。但我这几年教学里体会到，我们除了用《云南三村》以外，还应当看费孝通同一时期的《乡土重建》等文本，还有在一二一运动以后，回到北平以后所做的调查，有些调查破了题，他开了题但并没有做，非常好。例如有一篇小文章，叫“乡村生活的另一面”（？）。我记不得是费孝通文集的第四卷还是第五卷，大概是1948年写的。内容是北平附近农村进城人的研究。在那里头发现的是什么？发现中国北平的城市人，特别是外地来的人，有婚姻的比例（比较英国和美国）特别低，费孝通在那里面想象是中国农民进城是把城市当成一个客居的场所，再怎么都要回到乡下去。所以这就非常重要，而且是和西方城市化比较，人类学里头一谈起城市化就会谈到非洲的或者中美洲的，基本上一定程度上印证早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即进城就将社会关系从乡村拔到城里。今天所说的城乡融合的状况，费孝通那时已经发现了，但他没有继续做。临近解放，解放以后他干其他的事了。但这事非常重要。直到本世纪最近10年才开始把城乡融合再重视起来。我想我们做农村研究的，直到10多年前张口还在谈城乡二元障碍，完全是学者和记者构想的。10年前开始，年轻学者，例如我指导过的博士生白美妃。她追随着一些做城市规划的人，在山东开始做这样的研究。最早是中国城规院人带来的发现，他们没有社会科学学者框框套套，因为他们是给地方做规划，包括县城房地产区域的规划，比如说规划城区多大，需要多少商品房，谁来买，买什么样的房子等诸如此类问题，他们就发现了农民城乡两栖的现象。

我想说不论怎么做，10年前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新现象，但今天把这个尺度放得更远一点，把费孝通40年代的研究连在一起，就会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早就在费孝通的发现里头了。这是我们未来做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费孝通发现中国农民的大城市客居性和西方不一样，这里的文化比较的意义没有被穷尽。

  费孝通另外一块是认为绅权研究在做乡村研究时很重要。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一段我们也用到《魁阁时代》话剧里。这段是来自2005年费孝通跟朱学勤的访谈，访谈是2000年做的，发表在《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上。

“绅权问题是我摸索出来的，但后来不许我讲这一条线了。在美国有人批评我，说为什么乡村工业这一路长出来，绅权那一路没有长出来？我其实准备做这套东西，但解放以后这套东西被整个封藏了。我没有自己否定自己，而是将它藏起来，我不能讲出来。我还要保持一个脑筋，保持一张嘴，我不能继续这个主题。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浪费这一次的可能性，这是我从经验里体验出来的。我以前的绅权路子现在看来有点儿超前，但是道理都对，可是还得走安全路线。现在我要在安全路线里面再发展一步，名字我已经想出来，叫“选区自理”。讲自理不要紧。做人最好是糊涂点儿。太清楚了，真是苦啊！”

    我是做政治人类学的，政治领导权、社会秩序这是我的核心关怀，我想费孝通也是关注这块。我想在《江村经济》里也有，在《禄村农田》里也有，但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经济，所以没有展开。这部分的展开现在我们知道是在《乡土重建》和《乡土中国》，在对中国社会模型进行概括的时候出现的。

    我不多说了，后面我也顺着这个路做过一些文章，特别是跟随费孝通的研究，同时也是费孝通的学生辈胡庆钧的研究。胡是在滇池东岸做的，他做的调查里头有关于领头绅士和次绅士的分类研究，费孝通直接接过去用，领头绅士有功名的，次绅士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我们也关注到乡村里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这一部分人，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从乡绅到中农”，讨论过这一部分人从土改到公社和公社解体，这些人在乡村的政治权力里的角色，这是我觉得费孝通遗产里重要的另一点。

    这些现象肯定不只是滇池东岸的事，肯定是其他地方也有的事，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立马就会在其他材料里发现。

    费孝通自己在《云南三村》以后做得更概括，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模式研究等，比如说《乡土重建》里谈到皇权、绅权、帮权、民权等。他是用中国本土的日常话语来讨论，这是很重要的。费孝通在《乡土重建》里谈到政治愿景，他认为应该是这四种权力的结合。

    费孝通其他的研究我想大家都熟，例如他在90年代以后，逝世前几年更多的是谈文化自觉，社会学界都会引他的文章，比如说“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是2003年发表《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上的文章，这是他另外的一个遗产。

    最后，费孝通遗产里还有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即费孝通的行文。写作行文和当代人类学本体论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方面我有一篇文章，谭同学老师也在场，去年我们在云南大学讨论过，文章给了《北京大学学报》，它可能会扩展费孝通40年代研究的另外一个路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