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去中文大学的书店。下了几天雨，初晴，闷热。从地铁站出来，打开高德导航。显示一公里。却走了近半小时，好容易爬到山顶，手机里的女声朗朗道，“你已到达目的地“。眼前孤零零一幢宿舍，四下茫然，问一学生，说是就在山下，地铁站附近。

气喘吁吁，怒而删了高德导航。饥肠辘辘，只得就地吃饭压惊。学生饭堂里人不少，于是去了“中大餐厅”。点菜，等菜。

大堂经理之一，是位六十多岁的先生。用半通不懂的普通话，问我们哪里来，我们说武汉。知道黄鹤楼吗，我问。经理幽幽地说，两年前，我在黄鹤楼下的一家宾馆当总经理。

这是一家武汉本地的宾馆，做餐饮起家，继而开经济酒店。我说怎么回香港了？先生说酒店生意不好啦。接着在自己手机里找了半天，找出简历，给我看。

他对武汉的酒店业比较熟，说武汉的宾馆太便宜啦，卖不出价钱。什么马可波罗、香格里拉、威斯丁，都只要六七百，怎么赚钱啦？我记起前些年，武汉的五星级酒店接连开业，媒体热情洋溢，报道武汉又增多少多少家五星级。不曾想萧条得这么快。

经理打开话匣子，说在上海开过十几年餐馆。之前，1982年就在北京建国饭店工作。我想，这么早就去大陆发展的香港人，怎么没成李嘉诚第二，屈尊在一大学餐厅打工？

我实在疑惑，问，您有那么丰富的大陆经验，回香港找工作应该很抢手啊。经理凄然，”香港，是40岁以下人的天下啦。我六十了，能干什么？“我听了，兔死狐悲，觉得自己也近残年。尤其在这青春蓬勃的大学校园，这经理怕也难得碰上中年人倾诉衷肠。

我们宽慰他说，回香港也好，不用那么辛苦了。经理说，怎么不辛苦？我每天端茶递水啊。在大陆，我是总经理，事情都有各部门经理做了。老先生见我们善解人意，什么都顺着他的话，谈兴更浓，一时竟滔滔不绝。武汉到深圳的动车班次，都如数家珍。

牢骚不少。“香港不行啦，比以前差远啦。医疗、教育都不如以前啦。现在年轻人更不行啦，英文还没我好。教授也不行啦，有个中文系的教授来吃饭，大陆来的，不会英文。我说，你你你，你怎么在国际上和人‘高流’啦。”老先生痛心疾首。

见他如逢知己，我们看着端上来的菜，暗暗叫苦。餐厅顾客渐多，这经理忙前跑后，顾不上我们。囫囵吃完，和老先生盛情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