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已见报，其他编辑老师勿再选用。

 

有些人说，案件上升跟记者有关系。但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说，案件上升跟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跟记者没有关系。从新闻管理的角度来说，记者怎么使用，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管理媒体不是管着他什么都不让报。（南方都市报7日报道）

 

“管理媒体，不是管着他什么都不让报。”与工作相关的话，这句，算是我当记者5年来听到的最贴心的话。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做新闻，若能有这样的氛围，大幸。

 

1998年，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在当前的社会，要想少受欺辱，要么做官，要么做记者或律师。虽然这话不一定能准确概括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起码准确表达了一个农民对社会现状的个体解读。

 

2002年，我从一所大学的新闻系毕业，进入了一家市民报做社会新闻。

 

当记者后，我做第一篇新闻稿件，是纪录一个在武汉市两个大型垃圾场以拾荒为生的人群，他们拖儿带女驻扎在垃圾场，甚至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成为我从业以来关注的第一个对象。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去垃圾场和他们一起生活，有时还给他们帮把手，逐步化解了他们对我的敌对。

 

这个报道，后来取标题为《垃圾村的梦想》，没有仇富、没有歧视、没有空洞的怜悯，他们有各自的梦想。比如我至今记得一个叫刘明朗的四川汉子，他和妻子拾荒是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比如一个叫邬春燕的6岁女孩子，她跟着父母拾荒，在附近的学校上学，每天就在垃圾场边上的河堤上写作业；刘明朗的女人，向往周末打扮干净擦点香香，到武汉市区繁华的步行街逛逛……

 

那一次，报社史无前例地给了六个版，去写他们给我的感动和震撼，去描写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勇气。在我的父亲看来，我不应该去关注这样一些人，而应该去做更多的舆论监督。他或许有些失望，但五年了，我至今会为这一次并无轰动效应的采访而感动，为这个特殊群体对艰难生活的不懈努力而感动。事实上，在我的身边和这个国家，还有大批这样有着基本社会责任和道义的同行，在为政治清明、人间温情、社会良知奔走着，不顾家中妻儿，不顾老父病母。

 

可是，记者越来越多地被妖魔化。

 

在越来越多的影视里，越来越多的导演把记者都导成一群只追逐花边新闻的“狗崽”，脖子上挂一个水货的塑料相机，问一些弱智的问题，甚至会为了获得独家不择手段；社会治安不好了，案件上升了，还有人说是记者闹腾的；煤矿爆炸死人了，他们不提违规作业，反而不顾一切追查记者的身份是不是真的，还有的说记者是来要钱的。

 

妖魔化记者，成了一些敏感部门和行业自我辩护的手段。在法制尚未健全完善、监督机制不时出现漏洞时，作为弱势群体的百姓，唯有依靠信访部门和投书媒体寻求帮助。此时，媒体其实演化为民怨的泄洪道。把激愤的民怨化解宣泄出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未必不是件好事。

 

试图妖魔化记者的种种意图中，无非两种，用妖魔化记者来压制媒体的监督功能，来掩饰他们的失职，掩饰他们对弱势群体的野蛮。他们以为，让记者闭上了嘴巴，就能逃避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或许就是记者被妖魔化的社会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