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子模式”与“暗算想象”

 

早起看报，看到《东方早报》一则报道：《又被“倒钩”，90后小伙子自砍小指“示清白”》。事情发生在10月4日晚上，某公司驾驶员孙中界将公司工人送回宿舍后，进入浦东区域，遇到一位路人挥手示意希望搭他的车。那个想搭车的人“满脸愁容，站在马路中央，自称等了很久，因为天气冷，恳求搭车。”孙中界是这么向记者陈述的，“这名男子不由分说就自行拉开了车门，跳上了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孙中界怀疑他是钩子，故而警觉地问了一句：“兄弟，你不会是‘钓鱼’的吧？”那位男子没有回答。后来的故事就按大家的熟悉的套路演绎了。五分钟后，马达轰鸣声传来，一辆面包车急速追上来，同时又有一辆依维柯从侧边逼过来，八个人将孙中界围住，拿走了车钥匙和两证，顺手还拿了手机和钱包。请注意一个细节，此时，搭车者匆忙向车厢里扔了一张在面额十元钱的钞票。

这种镜头，我们只有好莱坞电影里才能看到。现在，在离世博会召开两百天不到的上海发生了。我记得，前不久闵行也发生了一起故事情节高度相似的“钩子案”，一个化名这张军的白领捎带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被“倒钩”放倒。运管部门向张军开出一张扣车并罚款一万元的单子，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起案子总算大事化小。想不到一个月后，来自河南的蓝领孙中界又遭遇“钩子”。这个河南小伙子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剁了自己的小指——谢天谢地，没有一刀两断。

报道没有说孙中界是否向搭车人索要车钱。孙所在的公司领导称，孙到沪不久，不可能开黑车。不过，剁手指的血腥行为，以及公司领导的说辞，都不能洗刷或反驳执法部门对孙的指控。在舆情对“倒钩”执法模式普遍责疑的背景下，我估计孙中界这起事件可能以浆糊形态被和谐掉。

“钩子模式”之屡试不绝，似乎暗示了一个溃疡面积不小的社会现象——黑车。以法律的名义，旗帜鲜明地整治黑车，群众肯定是赞成并愿意配合的。而对“钩子模式”，群众则为何鲜明地表示深恶痛绝？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见效的但却很坏的模式。说它坏，首先是因为放倒钩者的行为几乎等同于栽赃，“钩子模式”利用并挥霍了人们的同情心，为达成愿望甚至扮演老弱病残者频频施放烟幕。“钩子”的任务，在实施之前已经将所有目标都视作犯罪嫌疑人了。这一点上，执法部门将所有群众置于对立面，将他们视作弱智者和犯罪嫌疑人。从现有的对多次“钩子”事件的报道看，执法人员放“倒钩”时并无特定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该车主以前有搭客收费行为，也拿不出更精准的证据。这就意味着“钩子模式”并不具有合法性，而是执法部门不作为，难以有效作为，或者难以科学作为、文明作为时所采取的下下策。更早些时候，本市不是发生过司机杀死“钩子”的悲剧吗？我有理由相信当事人及对当事人持同情态度的群众从心底也厌恶这种下三烂的做法。

更深的层面，因为执法者出勤，代表政府行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承载着向善的民意。但实际过程中，“钩子模式”并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行政执法的正当性，相反，一次次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好不容易通过三十年普法教育强化于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在建立诚信社会的宏大背景下，执法部门并不具有天然诚信的优越性。所以，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或许由此加深。执法部门为追求行政效率，降低成本，实际上却支付了更大的代价。这种代价还不是金钱能计算清楚的。

再有更深一层道德原因值得反思，“钩子模式”不仅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相符合，对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击。长期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老百姓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以扶助弱者为已任，为自我修行的基点，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也是雷锋精神的核心价值。而现在，钩子模式在整治黑车的权力运作下出笼，大大伤害了群众对新时期道德建设的热情，也大大增强了对承平世道下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的担忧。

“钩子模式”在“暗算”及“风声”的文化语境下，有着截然相反的想象，我们要警惕文化想象对法制实践的娱乐化操作。“钩子模式”还让老百姓想起引蛇出洞、“阳谋论”等历史悲剧。在并不平坦的共和国前进行路上，这种带有明显“战国策”色彩的行为方式，已经被证明不是治国良策，更非是收服人心的良方。要使国民热爱国家，拥护政府，服膺法律，道德建设是最根本的民心工程。这种建设是长期的，须认真的，来不得半点“瞎来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