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银器想到中国工艺美术的前途

(瑞典并不是个盛产白银的国家,他们的工匠一般是镕化了旧的银器再铸造新的银器,所以能留到今天的老古董也不是很多,这是历史的遗憾.)

国庆前我去看了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瑞典银器五百年”文物展，这些银器是哥德堡罗斯卡博物馆的馆藏品。我听到观众在惊呼：这些东西是新的吗？

这些东西有新的，但更多是老的，年龄最大的有五百岁了。相比陶瓷而言，银器稍许经得起碰撞。但金属都有一点致命弱点：怕氧化。但欧洲人保养银器是有传统的，通常他们用蜂蜜和低度酒调和之后来揩拭银器，所以这些展品看上去就跟新的一样了。

银器在中国人的词汇中，往往象征着富贵和奢华，在欧洲也一样。银子在中国作为一种硬通货流通是有较长历史的，在太平富裕的年景里，富人将此浇铸成大元宝和银锭贮藏起来，或携带至远方进行交易。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出土的古代贵族墓葬中，经常会有金器出土，但很少看到有银器的。这是因为中国陶瓷工艺的出类拔萃，金、铜、锡、铁等金属和玉、竹、角牙的普遍使用，银器反倒成了生活的点缀而已。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国输出的丝绸、茶叶、陶瓷及其他工艺品吸引了欧洲商人，征服了欧洲贵族的虚荣心，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导致欧洲白银流失严重，这也是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同样，瑞典也是一个白银储量和产量都很少的国家，自从1511年萨拉银矿开始开采算起，每年的采掘量也就是三四吨的样子，只能基本满足铸造本国银币之需。因此，瑞典只能从苏丹答腊、通过西班牙从中南美洲进口白银，邻国挪威盛产白银，但他们的主要出口国却是丹麦。瑞典与中国的贸易是有相当历史的，但中国并没有向瑞典出口白银。去年访问上海的访古帆船哥德堡号，关于它的故事是足够吸引人的，但也没有发现白银贸易的记录。

走进这个展览，我们的关注点首先在120余件（组）展品上，它们无疑是精美的，包括大口杯、带柄杯、高足杯、咖啡壶、茶壶、碗、盘、糖瓶、盐台、鸡尾酒搅拌器、船形奶油碟等等数十种实用生活器皿。系统地展示了五个世纪以来瑞典银器工艺的发展历程。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展品是一把十六世纪由瑞典马尔默佚名银匠制作的银匙，最近的作品则是由斯德哥尔摩银器工艺师埃里克·蒂当于去年制作的一件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银盘。

我出席了展览前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瑞典人很谦虚地说：“如果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相比，我们似乎稍显短促，”但话锋一转又夸起了自己的银器，“但瑞典有值得骄傲的银器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又是如何的呢？

早在中国明朝建立前一个世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就出现了专职的银匠，到了十五世纪，瑞典的银匠组织起了专业行会。1485年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规定，金银器工匠必须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加盖自己的款识，包括地方标志或姓名缩写字母。另一份文件则规定必须加盖工匠所在城市的市徽，后来还要求加盖制作年份。这些规定已经有了品牌建设的思考，并以此来增加工匠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所以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在欧洲或许名声显赫的银器工艺师，他们在每个银器发展时期都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与荣光。

中国的明朝，也是工艺水平大大提升的时代，但中国的主流文化对工匠存在价值的评估还没有改变，即使是到了工艺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清代，能留下姓名的工匠，只有陈鸣远、时大彬、陈曼生、陈国治以及珠山八友——仅限于陶瓷工艺，只有张鸣岐是敲打金属的，他的传世作品仅仅是给闺房小姐取暖用的铜暖炉。中国的黄金制品在唐代就达到很高的水平，更早的一两千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足以代表整个人类青铜时代的辉煌，但谁设计制作的，至今无人知晓。

瑞典五百年来的银器制作历程，几乎与欧洲的艺术发展史丝丝相吻。从这次展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古斯塔夫、卡尔·约翰、新洛可可、新哥特、新文化复兴以及新艺术、新装饰派和现代主义等各种艺术风格的制品。那么所谓的瑞典的银器传统，就不是闭门造车的历史，而是开放的，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事实上，据瑞典罗斯卡博物馆方面的专家说，瑞典的银器，更多地反映了国际间的思想交流和设计潮流的相互影响。十七世纪，由于瑞典和德国之间的银器工艺师的交流，使瑞典的银器受到了德国的重要影响。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时尚潮流影响了瑞典，使瑞典银器改变了方向，洛可可风格大行其事。十八世纪晚期，随着庞贝古城被考古发掘，又唤起了瑞典银匠对古典样式的兴趣——而这个考古发现对整个欧洲的设计思想影响极为巨大，范围极广。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和机械化时代的到来，瑞典银器也被迫转变了设计思想。二十世纪，随着“新艺术”和“艺术与工艺”等国际潮流的兴起，瑞典银器工艺转向手工制品和复古传统，同时国际间的交流和艺术、建筑、设计领域的革新激励许多瑞典银器工艺探索非传统的工艺。在本次展览中，记者发现所呈现的作品在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二十世纪，中间缺少一个过渡。这似乎能说明瑞典的银器工艺师很坚决地告别了过去，与国际潮流紧紧拥抱，义无反顾地走向未来。今天，瑞典成为一个设计大国，作为北欧简约风格的代表，瑞典设计风靡全球，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宜家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也以简约风格而俘获青年人的心。在宜家出售的每一件商品中，你看不到一根纯粹用于装饰而无实际意义的线条。而你想不到的用途或“未来空间”，设计师早就替你想好了。

当然，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命名的简洁、古典、质量超群的古斯塔夫风格，还一直是瑞典人的骄傲，构成了本民族工艺美术的一根闪亮金线。

而在中国，匠人是世代相传的，或者凭借小规模的家族式作坊延续着。如果有秘技，一般是传男不传女的，许多绝活就随着匠人的离世而永远埋在地下了。中国的传统从总体上说过于保守，以严格保持先辈的设计图案、一丝不苟的复制为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苗族的银器，上面的图案已经复制了数百年，图案所代表的内涵也没有外延和扩充。也因此，中国工艺史研究专家特别怀念盛唐，在这个高度开放和繁荣的时代，正是引进了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的艺术元素，才达到了工艺美术的一个高峰。

(展览中还有几件现代派的银器作品)

新闻发布会上，有两个年轻记者反复询问：“哪件展品价值最大？大概值多少钱？”

这种低级问题在类似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不止一次提出，而这次，引起了瑞典人的嘲笑。

为了告诉瑞典人，上海的记者并不是那么蠢，我站起来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瑞典的银器大多是浇铸的，是可以用一个模具小批量地复制，这是否说明早在数百年前，瑞典的工匠已经有工业化的意识了？

这个问题让瑞典罗斯卡博物馆的馆长感到为难，他吱吱唔唔地回答，他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并提议我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查一下，因为博物馆的银器专家这次并没有来上海。

其实用不着他回答。我知道，相比瑞典的铸造工艺，中国的银器制作一般是锻造的，虽然有一定的样式，但在实际生产流程中银匠并不会按照图纸在一块银片上敲敲打打，个人的习惯和时代风格会很直接地影响每一件作品。看上去是两种差别不大的制作工艺，其实它影响了产品的设计思路和流程。在纯手工工艺的价值被夸大的今天，这一点也是应该反思的。

罗斯卡博物馆开放于1916年，这是一座专业的设计与工艺博物馆。瑞典人认为，与欧洲其他博物馆相比，他们是小弟弟，因为这类博物馆早在1851年英国工业革命前夜，伦敦举办第一届世博会之后就兴建了。不过当时的设计与工艺博物馆因为工艺品缺乏品质而受到批评家的严厉指责，这种听起来不舒服，甚至挖苦的话语促使工艺师们努力培养自己的艺术品味，不久，欧洲的工艺品就明显地“上了台阶”——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这样。而工艺品是生活化的，它们的艺术品又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提升使用者——普通市民的艺术修养。反过来，他们的消费需求再刺激市场，对工艺设计师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材质和工艺。

而在中国，工艺品常常与日常生活脱节。工艺品可以极度奢华，但往往毫无实用价值。生活用品突出实用功能，却从材质到制造工艺都很粗糙，普遍缺乏人性关怀。即使是当下收藏热兴起的背景下，在工艺品身上也看不出设计者为方便生活而考虑的思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口号已经喊了好几年了，中国的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也一直在向先进国家学习，但传统的包袱太重，消费者的艺术鉴赏水平不高，商家一直靠降低生产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原始竞争手段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而不是靠艺术含量来提升商品内在价值，这些因素都严重地制约了这门艺术的革新与发展。

中国有多少工艺美术方面的专业博物馆？如果有的话，又能展出多少展品？会不会将去年的工艺师作品收藏展出？前不久我在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看到，展品不超过两百件。据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里的知情人透露，市场经济启动之后，一度因为资金问题，有些前辈大师的作品只得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