箬叶特别鲜绿的粽子要当心

端午到了，现在没人吃雄黄酒和雄黄豆了，只吃粽子。现在新鲜的粽箬很难买到了，只有干的，香气就差多了。现在，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所谓“返青”粽箬。这些粽箬并不是新鲜的，是隔年陈叶，一些不法商人在浸泡干粽箬时就添加硫酸铜、氯化铜、氯化锌、工业碱等工业原料，让已失去绿色的粽箬重新返青。仿佛新绿，吃了毒人。浸了这种药水的粽箬色泽诱人，剥开后还不易粘米，顾客很欢迎。

比如说吧，箬叶经硫酸铜浸泡，虽然显得生绿，但吃进肚里会得病的。游泳池里消毒用的就是硫酸铜溶液，可以防止砂眼，并使水显得碧绿碧绿的，医院里用这个给病人洗胃，促使胃部呕吐。你想想这玩意儿能吃吗？所以，在食品店里挑选粽子一定要注意，如果不是新鲜的箬叶，而外观又相当鲜绿，剥出后还不见米粒沾叶，箬叶就可能是用浸过药水的。

附：爱端午，多食粽

包粽子是不灭的上海弄堂风情。所谓不灭，并不是说真的不会消逝，事实上现在的上海弄堂里，阿婆阿姨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情景已难得一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场景永远会留在上海人的记忆深处。包粽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印象，今天吃粽子，当然不再新鲜，也不一定要等到端午那天，但每次吃到它，总会想起彼时的种种细节。许多风味之所以在我们品尝它时会突然激起感情的涟漪，其实是通过食物的媒介想到了远去的亲人。

是的，小小一只粽子附丽着许多匪夷所思的传说。比如纪念介子推，介子推曾帮助文王复国，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心里颇为不爽，就躲进绵山里去了。这是有点自抬身价的意思。后来文王请他出山，给他一顶很大的乌纱帽，他不干。文王以放火烧山的笨办法逼他出来，介子推顽固地抱着一棵树，最终被活活烧死。当初要是有个善于讲斤头的中介，介子推也许就不会死了。再比如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帮助吴王夫差强国复仇，但最终被吴王杀了，并抛到江里，化为涛神。苏州至今留有一座寂寞的胥门。再比如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是个神职人员，属于巫师之类的主儿，在江边作法迎涛神时为不慎被江涛卷入水中，曹娥沿着江岸边哭边寻父，七日七夜后投江自尽，最后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居然是背着父亲出水的。这个故事体现了民间传说极度夸张和反自然的特征，也许因为如此，后来才传整个了遍汉族地区，这条江也就叫曹娥江了。

不过，以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说不上感天动地，君臣、父女之间的关系还可能被今人误读。只有屈原的故事最具影响力。“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汩罗，人饬其死，并将舟楫拯之，因以为俗。”这是《荆楚岁时记》里的记载。从汉代开始，人们将五彩丝线包裹的粽子投入江内祭祀屈原。而闻一多还认为，这是崇拜龙图腾的华夏民族特有的祭祖形式。

小时候听老师说起端午节吃粽子这一民俗的形成原因，只与屈原有关。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火红年代，老师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机会的，尽管我还弄不懂屈原投江的原因。相反我一直存有疑问：几千年过去了，那个叫屈原的人还在水底下躲着吗？

前不久学术界对屈原投江的原因作了颠覆性的解释，结果遭到反方意见的猛烈攻击，很快缴械了。

现在端午节一到，商家就会适时推销粽子，报纸的美食栏目也会将屈原的故事再绘声绘色说一遍，要是小学生不知道屈原是何许人，就故作惊诧地表示传统文化如何面临了危机。可笑的是，年轻记者的叙述也往往谬误百出。不管他了，年年端午，年年粽子，这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做手艺活，比如做木工、磨剪刀、钉碗、切水笋、箍桶、配钥匙等，包粽子也是必看的节目，但因为这是娘儿们的活，小脑瓜子有点封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看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偷几张粽叶，卷成一只哨子，前圆后扁，边走边吹，声音清脆尖锐，如果几个人齐奏，煞是好玩。若是做成大的，声音洪亮，传得更远，就有小英雄吹海螺的豪气了。

我母亲是包粽子的能手，枕头粽、三角粽、小脚粽都难不倒她，再窄的粽箬也能拼起来用。嘴里咬着麻线的一头，另一头紧紧地将粽子捆得贼骨铁硬，这样煮起来就不会散，吃起来有咬劲。母亲还会为我包几只袖珍粽子，串成一串，同锅煮熟后供我玩。后来我也学会了包三角粽和枕头粽，手痒时也会一凑热闹，但小脚粽一直没学会。小脚粽因形似旧时妇女的小脚而得名，不用绳子，全靠粽叶穿插，将一只粽子包裹周全，充分体现了劳动妇女的智慧。包小脚粽的多半是苏北籍妇女。小脚粽子的优点还在于比三角粽更紧实，吃口更有咬劲。但小脚粽不能包肉，多半是赤豆粽和白米粽。

包肉的粽子是枕头粽。肉粽的高下取决于选料，我母亲的经验是选五花肉，去皮后切块，在加了黄酒的酱油里浸一小时，糯米也用浸肉剩余的酱油拌透。肉粽里要放相当比例的肥肉，如此才有肥腴的口感，米粒也滑润软糯。但肉粽不宜久煮，否则瘦肉容易结块变硬。嘉兴肉粽是大大有名的，我妻子从嘉兴师傅那里偷得秘技，原来嘉兴肉粽只放少量酱油，糯米中拌入上等白酒，搅拌时须用力擦，煮熟后香气更足。在家一试，果然不输嘉兴五芳斋！

上海人爱吃的粽子有豆沙粽、赤豆粽、红枣粽等。我喜欢吃赤豆粽，香，而且赤豆夹在白米中，有点点洇散，效果如瓷器中的釉里红，很好看。我家的豆板粽也是一流的，新鲜的蚕豆剥去壳皮，与糯米拌匀，再少放一点盐以增加粘性，煮熟后有清香，蘸糖吃别有风味。我的中学同学王文富，他母亲包的鲜肉粽里加一只咸蛋黄，在三十年前是相当奢侈的，我吃后居然涌起了一种犯罪感。现在青浦朱家角的咸蛋黄肉粽是古镇的拳头产品，沿街设摊叫卖的总有三四十家。肉粽里加栗子也是不错的创意。北大街上有一葛姓老太，出品的肉粽最好，我供职的《新民周刊》在创刊时曾有图文并茂的报道，葛老太就将这两页的内容张贴在小店橱窗，成了绝妙广告。这几年她生意一直很好，每天供应量达上千只，一家老小都在老太的指挥下忙碌。凡周刊同仁逛朱家角，路过她的店只消自报家门，葛老太必定应声而出，并要送几只粽子。小镇上的其他店家看了很有醋意。

一老上海吃肉粽蘸绵白糖，据说滋味更佳，我试过，确实不错。宁波人包碱水粽也另有一功，不用粽箬，而是用晒干了的毛笋壳。碱水粽个头大，一只管饱。因为加了碱，米色微黄，闪烁一抹类似北宋汝釉的天青色。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有一条经验，凡煮粽子，一定要用稻柴灰淋汁煮，也有用少量石灰煮的，为的是保持粽箬的青绿色泽和特殊清香。那么宁波人煮粽子时加几只碱水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包粽子的日子里，满弄堂飘散着一阵阵清香。

让我忧虑的是，现在商家按照做月饼的思路，推出什么鲍鱼粽、鱼翅粽、干贝粽等，一只要卖到88元，包装也非常豪华，真跟月饼有一拼了。前几天有朋友送我数只豪华版粽子回来，剥开一看，简直是冷粥块，烂扑扑的不成形，所谓的叉烧、干贝都失去的应有的滋味，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肉粽算了。听说现在一些饭店都将粽子外包出去，让弄堂里的老太太贴牌生产，质量监督又没跟上，反正趁着大家兴头上一下子推向柜台，抢钱要紧啊！这样的粽子在价格和感情上都与老百姓越来越远。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就靠这种粽子承当吗？

民俗文化还是在民间！而非商家的十三档算盘里。

想我孩提时，上海弄堂里的人家包粽子，总要分送左邻右舍，所以一包起码几十只。当然，明后天也会收到邻居送来的粽子，礼尚往来，其乐融融，邻里关系就在这粽子飘香的季节得到了增益。我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线包肉粽，红线的分送邻居，里面的肉大，自己吃的肉小。我们弄堂里有一脾气古怪的孤老头，歪嘴，平时深居简出，言语不多，但到了端午前几日，就突然变得活跃起来，逢人就拣好听的说。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总要收到邻居的粽子，在感情交流方面得打个提前量啊。还有一个性子刚烈的媳妇，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跟婆婆计较。有一年端午婆婆让家里人吃肉粽，剥到她碗里的也是两只，但咬到中间，一块肉也没有，原来是婆婆包到最后肉没了，就包了两只酱油粽，并暗中做了记号，确实有点欺侮媳妇的意思。媳妇不买账，当场摔了饭碗。丈夫是老实人，低着头闷声不响。媳妇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天没亮在灶披间里上吊了。后来邻居上门吊唁时都送了肉粽，她男人对着老婆的遗像说：“小李，阿芬娘送肉粽来了，你吃噢，多吃点噢！”旁观者无不动容。

“白糖莲心粥，火腿粽子……”这是旧时上海大街小巷的市声，最近还被英国某机构评为上海最动听的十种声音之一。但我认为火腿粽只是一种夸大其辞的宣传，真的将火腿包进粽子里并不好吃，硬。

前年，端午节被韩国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心痛得直跺脚，网上也是一片骂声。其实，心静下来想一想，也不能说人家评委会都是白痴，硬生生地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给韩国人。韩国人虽然不是个个知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屈原老先生，但几百年来一直将这个中国节日过得有声有色。不像咱们中国人，只剩下吃粽子和划龙舟这两个节目。再说，百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其实很有限，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说过：不要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可以改变西方人价值观的。那么，一个端午节漂洋过海，影响了大长今的同胞，又有什么不好？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张冠李戴而从此不吃粽子了，你看看，今年的粽子，靠鲍鱼、鱼翅撑腰，不又涨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