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韩寒小说的电影改编之双城故事

陈欣瑶

 

作为双城故事的共同起点，健叔与大学肄业生“我”深信两人在群氓混战中携手犯下了杀人之罪。以结为共犯为契机，“我”与健叔挥别了出师入世的一般资格，启动了名为畏罪潜逃的二度人生。在仓促为之的流亡路上，异托邦式的无名城镇向二人打开了楔入常轨的临时通道，以安居乐业、甘食美服为内容的日常生活再度仿佛唾手可得。不过，借房祖名所扮演的男主人公林夕之口，电影早早说出了小说所没有的点睛之句：“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池，想逃避的时候，就躲进去，而我好像一直没有走出来过。”随着“心中的城池”上升为对“一座城池”的核心注解，电影故事对小说文本的偏移也顺势展开。其中，无理想的林夕在青年共同体的包裹之下初次设想“像梦里的自己一样勇敢”，校园广播里“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人生旅程”也在二人决定承担罪行的时刻重回正轨。作为一则大团圆式的反转结局，“5月30日的丁云凌斗殴事件”在官方记录中从未发生，步步惊心的亡命生涯降格为行差踏错的虚惊一场。在纷至沓来的影评中，“走出心中的我城”被认为演绎着人物内心“从软弱到坚硬的华丽蜕变”，给出了救赎“当代青年的现实焦虑与理想困惑”a的暂行方法。在这层意义上，属于弃儿而非逃犯的心灵淬炼将琐碎延绵的小说文本整饬为一则有关成长的、不那么“黑色幽默”的教化寓言——奋勇救火的林夕与健叔囿于待罪之身而被迫出让名为“英雄”的光荣称号，顺势悟到自己身上正发生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悲剧。在这个有望自我实现或收获社会承认的历史瞬间，面对记者侃侃而谈的本地青年王超向惨遭“脱域”的二人昭示着某种夺回位置或重入秩序的迫切性。以此为契机，走出心锁的“我”与健叔重返旧地，在远去列车的站台上挥别了异乡之地唯一的友人王超。伴随鲍勃·迪伦的名曲《在风中飘荡》，三人都为狼狈潦倒又戎马倥偬的共同岁月流下了总结与纪念的泪水。此刻，歌曲回首直指成长主题，一场虚惊受邀晋升为叛逆青年长大成人的样板故事。

在另一方面，几乎与电影相反，共犯记忆的真假之谜在小说中始终悬而未解，罪与非罪的裁决之剑则始终将至未至。作为“我”与健叔邂逅王超的背景，Beyond（摇滚乐队）为曼德拉量身谱写的《光辉岁月》始终笼罩青年同盟从萍水相逢至分道扬镳的每个瞬间——以某种无事生非、自得其乐、情真景真而又百无聊赖的方式，三人假扮帮派兄弟，倒卖废旧家电，架设非法网站并且再三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备感如鱼得水。作为开篇之际化工厂火灾的结构性回响，杂货铺在街坊四邻的集体观赏之中付之一炬，兵工厂爆炸则将小说带向了群氓暴乱式的失序终局。在夜色正浓、漆黑一片的“梦醒时分”，一度情同手足的三名青年彼此不告而别，“我”则背叛健叔接受了永久妹妹身上“替代性的他人体温”。这当然是一个转战他处与再度启程的别样瞬间，不仅浴火重生式的顿悟环节无从发生，“理想之城”也卸下了酷似法外治法或世外桃源的节日装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