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圈子总是具有凝聚力的。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有很大一批俄国各界精英流亡在巴黎，形成很多精英圈子，比如早一点的“俄罗斯芭蕾舞团”（ the Ballets Russes）的迪亚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在这个圈子，就吸引了法国作曲家德彪西（Claude Debussy）、巴克斯特（Léon Bakst ）、毕加索（Pablo Picasso）、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香奈儿（Coco Chanel）这一批人。这些圈子很多都是日后的现代主义最重要的集团，早年看艺术史的时候，是非常向往能够接触这样的群体的。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居然也在1990年代初期也经历过几个类似的圈子。参与的人物，有好多。

   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讲，洛杉矶都很难和世纪之交的巴黎相比，没有巴黎那种几百年的沉淀，也没有巴黎那个欧洲中心的地位，更加没有巴黎那种浪漫。不过，洛杉矶和纽约一样，都是在特定时间给很多精英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舒适逗留的地方，加上气候好，城市内容页丰富，也就成了另类中心，好像现代音乐的大家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勋伯格在洛杉矶定居，就是一个例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洛杉矶也曾经是一个很聚集精英人气的地方，1980年代初期，国内来往的艺术家如过江之鲫，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到机场接人送人，并且多半是艺术家。有时候在一家餐馆吃饭，可以看见几桌很著名的艺术家在海侃，忽而之间，好像小说李描写的十月革命之后的巴黎一样。这种情况，在纽约、巴黎、芝加哥也很差不多。到1989年之后，来这里的人更加是如同井喷，又一次聚会，我看了一下，除了文学界的人少（大部分在芝加哥和纽约），艺术、音乐、电影方面的“国手“级别的有几十个之多，颇为惊人。

    在洛杉矶的这些艺术家差不多都必来“蒙特利尔公园”（Monterey Park）市，是因为这里华人特别集中，这个小小的市人口才6万，而华裔则超过3万，是美国所有市中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超过任何一个唐人街的比例。因此，几任市长都是华裔的，1980年代担任市长的赵美心已经升到州参议员，估计再接再厉，有机会上到联邦国会去的。这个市本是一个紧靠着东洛杉矶的非常小的市，从来就是西班牙裔人口多，据说20世纪初期有少数意大利人、斯拉夫人迁入，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这个说法我还没有查到依据，但是斯拉夫人在这这里留一座东正教堂和墓地，却依然有做礼拜。

    我是从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立西切斯特大学过来洛杉矶教书的，1988年就到这里了，本来是完全在美国高等院校圈子里的，却因为1989年秋天从国内来的人潮一下子被卷携到几个圈子里了。那时候搁浅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很多都是国内很著名的，在这里突然变成一介平民、默默无闻，我看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困惑的事。

    北京来的女电影导演王志渝是一个女汉子，虽然自己也困难，却经常在家里举办聚会，呼朋唤友，很是热闹。她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女儿薛晓红一起在靠近蒙特利公园市北面的阿尔罕布拉市租了一栋独立住宅，差三隔五的包饺子，旨在给那些寂寞的艺术家一个聚集的计划，她的这个圈子是电影界为主的。我当时住在阿尔罕布拉的第二街，和他们就隔几条马路，走过去很方便。北方人聚会，包饺子是一个很容易凝聚人的方法，不在于吃，而在于聊天，讲的都是国内的旧闻、人际关系、工作小事。吴天明是西安电影制品厂著名导演，大凡他来，就改吃羊肉泡馍，他自己做羊杂碎汤，用陕西话说笑话，好开心。后来才出名的电影演员王姬住在第一街，和丈夫一起走过来，那是圈子里的美女，因此常常成为玩笑的焦点。陈冲当时已经嫁人了，先生是一个美国电影界的演员柳青，后来和我在一个无线电台讲香港50年代粤语旧歌，他们来得少一些。后期也见到张瑜、邬君梅这些人也偶然来，大家都很轻松，说话没有什么大主题，大家都在计划如何发展而已。

    这里的奇人很多，香港大导演胡金铨则常来，经常讲一些很逗的事，之后就是另外一个电影大人物李翰祥，则是黄段子不断的主。我们几个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径直到我教书的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找我去了，成了一个更小的圈子。

    在胡金铨先生给我讲的好多故事中，最惊异的一个就是说张爱玲当时在洛杉矶，并且和胡金铨还有一点点联系。我说是否可以见见她，胡金铨先生连连摇手，说：他都联系不上，因为张爱玲总是以有跳蚤为由不断搬家，不知道今年又搬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