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2009年初写《水墨三十度》这本书的时候画的水墨插图，不过在出版书的时候没有用上。

我喜欢在苏州的园林里喝茶，最好是一个人呆着。周边的园林景观，花红叶绿，春华秋实，坐在那里喝茶，看苏州的流水，整个精神就松弛了。前年深冬的一天，我在苏州开完项目会议，没有回上海，就到网师园去，慢慢地在小径上走了一圈，找了个茶座，叫了一杯龙井，就在那里呆坐着。看见那里的杨柳居然叶子还没有掉光，残叶有种不愿离去，不愿秋走的倔强，在水面上轻轻地飘拂着。我在路上买了本中国书画杂志，就在那里翻阅起来，水墨一样的苏州，也让我联想起好多水墨的事情来了。

中国绘画的形式和风格，和工具有密切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去世这个星期，也在2009年的6月25日，其实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明星去世，就是曾经在电视剧《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中扮演私家侦探出名的女演员法拉·弗西（Farrah Fawcett），这个漂亮宝贝以一头金色卷发及阳光的笑容成为经典，是1970年代的性感偶像。而她当年的发型被称为法拉头。因为是癌症，预先知道不行了，因此美国人物八卦杂志《众生相》（ People）一早就准备好了她的纪念专辑，而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去世，使得这期杂志突然成为了迈克尔专辑了，我买来看看，可怜的法拉报导仅仅放在杂志最后一部分，其实，何谈法拉，就是来上一堆明星辞世的消息，恐怕这一期还是得做迈克尔的专辑的，因为他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流行

前几年去巴黎，我曾经住在“共和国广场”附近，那里离巴士底广场和歌剧院很近。记得有一天，去看密特朗时期建成的“巴士底歌剧院”，和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属于同类的作品，庞大、张扬、奢华，但是公众评价不是太好。

那天是个阴云密布的春天，树木刚刚开始抽新芽，云层滚滚，我就跑到巴士底去了。走出地铁，突然倾盆大雨，把我赶进了一家小小的漫画书籍专门店。当时是初春，初暖乍寒，小小的书店里面还有个暖炉，上面的开水壶吱吱的冒着蒸气，一只乖巧的小花猫就睡在旁边，有时还会轻轻地走过来蹭蹭顾客的腿。在书店慢慢看喜欢的漫画，雨停了，出来的时候手上就多了两包原来没有计划买的漫画书。

我第一次去苏州是一个深秋，是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7年，我当时被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武汉拉去帮忙弄一部关于武汉“七二O”事变的记录片，他们要我这个武汉学生做美工，补充一些武汉文革武斗的画面。这部片子也像文革中很多其他记录片一样，随着文革情势的变化，电影也一改再改，最后不了了之。到秋天已经基本没有事情做了，于是我跟电影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讲，想回家了。他们说再等等，说不定上海市革委会的领导会有新指示。那一阵子，除了厂里让我帮着把第五号摄影棚旁边一张毛主席的大画像重画一次之外，就没多少事做了。久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却未亲眼得见，于是我就抽了个时间去看苏州。那是“文革”中的苏州，和现在的苏州、以往的苏州都大相径庭。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

1996年，我在伦敦参观过一个规模不大的英国设计师的个人作品展览，是英国设计协会（Design Council）举办的“用戴森”（Doing a Dyson ）展。众所周知，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是英国工业产品设计家，举办展览是正常的。但这个展览的名称有些古怪，因为“Doing a Dyson”中的doing是“使用”、“做”的意思，而在戴森这个人名（“Dyson”）前面加个“a”，就有点模糊了，是提倡做个像戴森那样的人呢，还是推广使用戴森牌的真空吸尘器呢？其实怎么说都可以，贵在模棱两可，这个展览的名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戴森设计的无垃圾袋真空吸尘器已是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不仅广为一般英国消费者所熟悉，并且赢得不少圈中人的交口称赞。英国设计协会是个很“牛”的设计机构，历来不轻易推介设计师，大凡推荐，就必是有两下子的

好多年前，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也住在锦江饭店，晚上没事做，想画画水墨，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汪大伟说：请他找个人帮我去买几支画山水的笔来。去帮我买材料的那位年轻老师问我：要什么笔？我说大、小山马各拿几支吧。当时没有多少思考，随口说出来的。因此他们对我画画用笔的习惯就以为是“山马”为主了。事实上我没有用这种笔的传统习惯，仅仅是因为几天前在一个书画院里，被人请去画几笔应景，随手拿起一支笔，弹性适中，笔锋比较长，皴擦自如，湘妃竹的笔杆，看看叫做“山马”，因此有点点印象。那个老师开车大概是去朵云

父亲在1947年

我这一生，受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父亲。父亲为人低调，加上自从1957年以来就一直处在挨整的地位，没有多少话语空间。因此，这么聪明、有才华的一个音乐家，几乎是默默一生。1999年6月20日父亲在武汉去世，到今年刚好是十周年。最近，他生前工作的武汉音乐学院的汪申申老师设法找我，想我提供一些父亲作曲的资料给他们，开纪念音乐会用。父亲在世的时候手稿本来不多，加上“文化大革命”抄家，基本全部被毁，现在剩下的一点点文字，都不是完整的文章。他几部作品的总谱手稿，也不齐全，不多的手迹都在广州，我人在洛杉矶，因此一时无法找到给他。所以我给汪老师他们写了篇文章，回忆一下父亲和音乐，就是这篇。看看父亲去世十周

前面的话

这几年我在苏州参与过几个开发和保护的项目，其中一个是在苏州东湖边上的一个住宅项目。这个项目我是二年前介入的，开发单位是天地源股份公司。他们请我去看项目用地，并且希望我给项目订个名称和内容方向。我说苏州在我看来，就像一张水墨画，而苏州的地理位置正在北纬三十度上，因此我当时综合了历史、文化、位置三个因素，建议说是不是可叫做“水墨三十度”。开发方讨论了我提出的几个不同的方案之后，同意了“水墨三十度”这个名称，并且也和我商量是不是可以把我对苏州的文化、水墨思维集中起来，写本关于苏州的小书，这样就成就了今年这本《水墨三十度》。

写作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座第二部分内容是关于纯艺术的问题, 谈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运动的三个主要差别：

第一个区别，在于地域上的不同。西方现代艺术运动在1930年代后期，由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猖獗一时而被终止，整个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被转移到美国。现代艺术是欧洲的艺术运动，当代艺术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艺术运动，根据有些作者的说法，是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进行文化赞助而有目的掀起的一股美国中心文化的潮流，背景是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压倒苏联的文化，显示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因此，当代艺术具有更多的政治色

2008年5月份，中央美术学院的徐冰副院长邀请我去给学院讲一次讲座，题目希望是纯艺术的。

徐冰是我的好朋友，认识很多年了。那天我讲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讲讲我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渊源，因为我是1954年就来这个学院，算算是半个世纪的关系了，在我的人生中，是一个关系很深的学院，我现在还在给他们带博士生，这段关系我用了大概一个小时讲讲，也是第一次对公众讲这个内容；

第二部分就是讲纯艺术问题。因为是对全院讲课，什么专业的人都有，所以不能够在某个专题上讲得太专细，要照顾各方面同学，所以以共性为主，讲得也比较趣味性强。这个讲座之后，不断有人问我有没有录音，我讲座的时候，是安排了人录像的，因为录象机离开讲台比较远，有没有无线麦克风，所以声音不是太好，但是拍得很稳。

虽然音质经过修复都还是让人遗憾，我今天在这里放上博客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