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来，陕西咸阳“122件于右任作品不知去向”事件引发国人持续关注。个案之外，大家更希望从中窥见出普遍性意义，研判捐赠文物是否有着类似的堪忧命运，从而在制度漏洞与管理短板上做些“亡羊补牢”的文章。遗憾的是，地方权力部门在这个“文物失踪门”问题上的处理并不高明，因为对民间具体化的质疑不能做出诚恳回应，诸多表现有违常规，使得非但不能说服百姓缓解信任危机，反倒有可能让信任危机持续发酵愈演愈烈。我们似乎有必要提醒当地：不要将“于右任作品失踪”演变成另一个版本的“华南虎事件”。

7月3日官方首次正式回应，联合调查组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表示“已查实112件另有6至9件仍在调查”。但这样一个延迟了一小时、只召开了10分钟的情况通报会，并没能有效回应民间猜疑，而是留下了相当多的信息漏洞：作品数量总数无法和“122”相符、捐出一个月后“缩水”4件缺乏交代、向三原博物馆移交作品数量存在出入……尤其是将最希望得到信息的捐赠人请离出场，公安部门人士没有开口表态并展示证据，对于媒体提问的作品真伪及件数不一等问题一概不回复，这些做派更是引发舆论不满。

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质疑已经从文物失踪转移到调查本身。比如既是咸阳市政协副主席、又是联合调查组组长的李文化表示“不存在私分问题”后，就有媒体对于多年个人保管不算私分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在“侮辱公众智商”，甚至进而对政协官员担任调查组组长的主体身份表达疑虑。而在调查组召开了疑云重重的情况通报会之后，因为大家无法判断这种状况是调查不出清晰结果的一种闪躲，纯属技术问题，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得不以如此低水准的漏洞来遮掩什么，所以很多猜疑开始有些诛心之途——自己调查自己的“调查组”缺乏合法性，自然底气不足，加之利益纠葛太多，还能指望有多少诚恳回应？种种猜疑倒也不足为奇，当真相不能被说清之时，大家的虚构能力自然要持续强大。

和很多信任危机事件一样，本次事件又展现出“各说各话”的迹象：官方强调已取得调查进展，坊间则认为这本就属于你分内职责，要害是仍存分歧的“疑点”——为什么数字是对不上的？为什么很多信息是说不清的？为什么捐赠人是要被请离出场的……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质疑开始解答，公众疑惑可能就无法得到澄清，就很难买你这“宏观调查结果”的所谓权威的账。如果说当初爆出捐赠的文物丢失对公众是第一次伤害的话，那么迟迟没有真相、散落的珍贵文物迟迟不能“归位”，就会造成第二次伤害，让公权失信在新的平台上继续蔓延。

有观点认为，事情都过去二三十年了，当事人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再被调查来调查去未免有些“悲哀”，绝大部分能追回来就行了，何必件件计较没完没了？就个体而言，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作为已经延伸到公共领域的公共事件，任何试图模糊处理的念头都是错误的，或许，舆论也无法容忍稀里糊涂、疑云重重的不了了之——做了错事之后可以自我调查、自我解释、自我原谅，天底下怎么能允许有这么舒服的公权力？唯有真相，才能洞察文物捐赠、接收认定、文物保管等方面的制度漏洞；也唯有真相，才能告慰那位“生不能归故土，死后连作品都不得安生”的于右任老先生的灵魂。

追问不是无聊的“围观”，这里包含着让人神伤的重要命题——正如有论者所问：假如再给卓登先生一个机会，他还会不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将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慨然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答案多半是不会。同样，假若这类充满迷雾疑云之事不早早释解，还会涵养出这个社会积极健康的捐赠热情吗？答案也不言自明。今时今日的人心与热情，就是在诸如此类的权力傲慢与不当运转中被搞坏的。或许，当大家 “穷追猛打”不肯停下质疑的时候，他们是在期待一种能够说服他们的声音。对于公权部门来说，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可顾忌与忧虑的，只有诚恳地站在真相一边，才能从真相当中获得说服力、获得信用的权威，舍此而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