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一位知名的作者汪洪波先生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言论，标题就叫“黑砖窑折射出的‘山陕现象’”。反思黑砖窑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把文章拔高到这样一个“地域现象”层面，不由得让人感到几分不安。

文章开头便写道：为什么又是山西？为什么又是陕西？黑砖窑、包身工、矿难、配冥婚……为什么这些充满死亡恐怖的新闻词语总是与山西、陕西如影随形？中国极少有地方像山西、陕西这样，总是发生大规模的、地狱般的死亡事件。实际上，山陕流行冥婚，除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更是建立在两地矿难频发，青壮年农民死亡率畸高的基础之上。（6月18日《燕赵都市报》）

把个别地区的配冥婚现象与矿难等联系起来，与民生艰辛联系起来，这样的思考或许是有益的探讨。但撇掉山西陕西是否大面积存在所谓的“配冥婚的传统”先不论，光是作者接下来在分析“为什么山陕几千年来会有配冥婚的传统”时候的逻辑，就未免有些荒谬。

作者写到：陕西山西为古秦、赵之地，自古战争和死亡就连绵不断。比如中国古代最残酷的战争———秦赵长平之战就发生在今天山西高平的丹河两岸，“古战场旅游”甚至成为山西的一个独特产业，而三秦大地更可以说是用“秦人”的血浸出来的。地上古战场，地下黑煤矿。山陕所在的中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腹地，农耕文明整体沦陷，他们跟不上工业文明的步伐，只能去挖掘地下的初级资源。而农民是法治博弈能力最低的社会人群，所以这里的法治特别的孱弱、公权最少制约，黑矿主、黑窑主得以各寻保护伞，明目张胆违法犯罪，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

说山陕地区由于传统的包袱，有制约发展速度的因素，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如此地与历史联系，用“长平之战”、“秦人血浸”来渲染今日发展中的问题，恐怕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历史的存在为山陕留下了“地下资源”，而地下资源成为发展的包袱——这是一套逻辑推理，在其中回避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活动是所有中国人共同进化变迁的产物，另一个问题是有古代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原”与今天具有相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沿海地区”，无法从地域上生生割裂开来。更何况不容回避的是，过渡地开采地下资源，不是农耕文明的自然堕落，恰恰是工业文明的附带品。

笔者虽然不是陕西人，但在陕西学习工作了多年。见证了这里多年来快速的发展与进步，见证了文明、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正在生根发芽。的确，不能否认，这些成长相比沿海发达地区可能还是慢了点，在基层也的确还存在贫穷落后的地方，但这都是相对的概念——我们毕竟不能摆脱生息繁衍的土壤。按照作者的理解，山陕地区几乎天天矿难，似乎到处都是“配冥婚”的——相反，当我身边的人听闻某个县的一个镇子里出现了几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是震惊与惊诧，这怎么就成了“社会传统”与“山陕现象”？

农耕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但却不适合在个案的语境之下上纲上线地如此讨论。按照作者的逻辑，发生矿难、阴婚等事情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这个“现象”，贵州、四川、甘肃、黑龙江……即便在发展相对较好的广州深圳，不也是频频爆出“血汗工厂”的消息吗？如果找几个这样愚昧落后的例子，就能成为一种“现象”，那这种以偏概全将成就多少"中国现象" ？这样的扣帽子有多少价值？

由于政策等诸多原因，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有地域差别，怎样包容这样的差距，令各地协调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用发展的概念将中国版图进行划分，这是愿意思考的人责无旁贷的责任。但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请不要动不动就轻言某个地域成了“某某现象”，这是一种不够严肃的态度。除了制造一种对立情绪，令问题泛化，没有什么积极的因素。此前对于所谓“河南现象”的渲染，媒体难道不需要承担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