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寻源，汲古来新，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而已，鲁迅也读出了其间的内容窳陋，谬误百出。民间记录则散见于诸如日记、小说、戏剧、谣谚等等的文字里，虽曰小道，亦有可观。或荒唐有趣，或难以置信，在当时却是正经八百的存在。

记忆是一种权利，遗忘也是，有记录权，未必有发表权。讲真话者，卑微如小人；说假话者，堂皇似君子。皆知此为假话，也知无人相信，但仍需坚持说下去。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恐惧，即便事实，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惴惴不自保；即便真话，家丑不可外扬，父为子隐天经地义，甚至上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一旦捂不住，也须人家说了你再说，如果比人家提早说出，那也是罪名。灰寂的沉默里，有人以日记的平铺直叙，对抗遗忘，有人以小说的虚构现实，曲意表达。淡若轻烟，浅如晨雾，记忆还如依稀的微光，人入黄泉，便会殄灭以澌。生未百年，死不孤独，有记录在身后便不一样了。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虽说有的人不以为然。

权力需赋予，权利为天然，记录是人的天然权利。凡有所见，必传之口耳，笔之书册，记录者未必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只不过把已发生的事实，笔录了下来，且未必是惟一写作者。自家笔墨自家写，寻求可靠的道德立场，难免知行不一，身心分离。为学做人当相一致，文风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品问题、责任问题。下论断须谨慎，须有材料与事实的根据，真实记录，即此前身是后身，也即前人对后人的责任。然即便第一叙事者的主观视角，无以还原复制当时的真实场景。况且叙事者的目的，有时并非还原场景，美国叙事学家普林斯便说：“许多叙事文本并非真是为了叙事，而是用多种‘叙事装饰’手段达到一定叙事强度。”

诡异的历史，不断重复，只要活着，仍会循环，只是以另一副面孔呈现。善读者，可从中悟出言外之意，窥得万千生命。记录历史与解释历史，毕竟不同。前者注重事实与材料，强调考证与考据，或亲历，或口述，就事论事，如实记录；后者侧重解释与分析，考察历史背后的观念，追问为什么，故曰所有历史皆当代史。钱穆即属善读者，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语中告诫：“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读懂这些文字，即便不能精准预言未来，也能处变不惊，知道大致的方向。勿要说预测未来，知道方向，多数人连过去发生了什么也搞不清楚。

学者往往分为两种，一种通过聚焦历史，关怀现在，一种通过立足现实，影响未来。《联大八年》一书介绍金岳霖时便说：“清华哲学系主任及创办人。他的《知识论》已经有了国际的声誉。头发将近全白，至今独身未娶。金先生因为眼病的缘故，帽子终年不脱，一副眼镜一白一黑。金先生常常劝同学念哲学不必读哲学，多读读小说就可以了。”其也话外有话。

误读是人生常态，理解反倒稀缺例外。人们可以曲解任何一件事，以便与之固有观点相符，即便如此，忠于事实，而非任何意识形态。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以籍图画以明之，文字叙事有误，仰仗图像叙事，却也有假。喧嚣掩盖真相，奥威尔《1984》有言：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过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而意识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换言之，控制现在的人根据其需要建构历史，形塑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又支配了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一辈子的挣扎，不是为了回到家园，而是为了离开故乡。王小波《红拂夜奔》说：“假如你不走到墙外面来，就永远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些景象。假如你不走出这道墙，就会以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石头花园。而且一生都在石头花园里度过。”看清事实，尚需转换位置，转换角度，思考的结果，往往与角度有关、思考方式有关。知难行易，《孟子·尽心下》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茅塞开，脱胎换骨，不开，则混沌氤氲。

一生何所求，温饱米面油，有人劝汪曾祺写些宏大叙事的主题文章，将视野扩展至意识形态层面，其听话摇摇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所有强制，皆人所不情愿，难免媚世悦俗，言不由衷。写作的理论，正是写作的陷阱，聪明的王小波还说：“这世上最不幸的事就是，历经千辛万苦，做成一件傻事情。”汪先生具有令人景仰的价值观，当然知道这一点。老杆新枝，寥寥数笔，笔墨点滴，着花一二，正是其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