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在历史转折关头，必会遇到选边站队的抉择。站对队，康庄大道，站错队，万劫不复。20世纪国人最为幸运之事，便是两次关键时刻的选择，均未犯错。

一战期间，梁启超崇论闳议，笔挟风霜，言史以治国，苦心孤诣向段祺瑞建议与英美结盟。经过权衡，1917年8月14日，政务宽恕、事从简易的北洋政府断然决定“站在价值观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加入以英美为伍的协约国阵营。

站队如押宝，赌的是国运。犹豫彷徨，终归无成，既然我意已决，落刀时便不能有一丝的犹豫。就参战事，为人沉毅有干略的段祺瑞，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宁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一个老大无用之国，无财作力，毫无经济军事筹码，惟有无尽的廉价劳工资源、原料及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无论何时，权力施加对象，永远是百姓。

内治之不振，则任强邻之掣肘，使之最为消耗精力者，为国内庞大的反对势力，由此逆水行舟，焦头烂额。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元洪，即坚决反对参战。没有理由，只因二人为势成水火的政敌，无论对错，人弃我取，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然中国政坛规律。同室操戈寻常事，血溅龙袍不新鲜，他们所反对的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的决策，故你不可能说服他人，讲道理只在吸引同类。美国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托马斯索维尔曾说，“政治是一门让你的私欲看起来像是国家利益的艺术”，确也如此，诸多丑恶，往往以正义之名堂而皇之而行。黎虽为一位徒拥虚名的领袖，对各派政治势力而言，仍有利用价值。部分国会议员也反对之，认为参战与否，实在非关闳旨，在其看来，只要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参战与否无所谓。所有事后被证明无用的努力，在当时似乎都很必要。

反对最烈者，当数孙中山。在其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赴欧参战，岂非舍本逐末？世界大战原本就是一场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何理由参加帝国主义分赃的战争？因其在国内独享清望，商学各界多响应其号召，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分析此等现象：“那时社会普遍缺乏逻辑思考，用意识形态论事。他们口中笔下的事实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诠释。事实的发展永远是合乎逻辑的，事实的‘诠释’却往往违反逻辑，这里那里都是意识形态正确，逻辑错误的顽童或玩童。”据唐德刚《袁氏当国》称，为内应“反参战”，孙中山还接受了德国政府秘密奉送的百万马克酬金。金屑虽贵，在眼亦病，此病即诟病。

北方的最南方是扬州，南方的最北方也是扬州，一定意义上说，北洋政府是偏安政府。虽如此，战后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堂堂正正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由此才有了参加巴黎和会、还我青岛之后续。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段祺瑞以力排众议之一己决策，为国家赢得了一次上佳国运。当然梁启超的作用不可小觑，天降以夫子为木铎，其为后辈学人参政议政树立了榜样，梁漱溟为此道：“梁启超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二战时期，国民政府同样选择站队英美一边。渊深而鱼聚之，山深而兽往之，1942年，国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英美等二十六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闯荡江湖时，处于穷困潦倒的极端人生低潮，期间，一个中国家庭曾给予其东方式的无私帮助，当然这个中国家庭不会指望今后能得到任何的回报。这种关心予之人间温暖，竟使之孤独的内心深受震撼，并极为感动，遂对中国人生出一种特别的亲切来。此情结一直存于心，待执掌德国大权后，试以一种特殊的行事方式回报之。1937年至1941年间，德国政府曾以各种方式帮助中国的抗战，直至1941年德苏爆发大战后方告终止。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930年代中德合作期间，中国军队开始模仿德军编制，采购大量德械装备作为主力，以替代汉阳造步枪。且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按照德式军事训练标准，改编组建军队，并以德式操典进行整编与训练，此即德械师之形成。从宿命到使命，1900年，德国人法肯豪森随八国联军来华作战，1937年4月，其被蒋介石任命为总顾问。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军政当局的影响达到顶峰，两国关系异常密切。在顾问团斡旋下，德国军火源源不断输入。法肯豪森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的蚕食采取强硬政策，倘若一味退让，日方“则愈知无须冒险，用最后通牒之空洞恫吓，即可如愿以偿”。同时建议，一旦中日事起，不应寄希望于列强介入：“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坚守三月，德国顾问、德式装备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南京陷落后，法肯豪森率团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期间在武汉对各级军官做过17场指导，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在军事等领域出现的问题，提出中肯看法。

气竭声嘶，忍死待命。以牺牲千万代价计，终于赢得惨胜。二战之后，中国更以战胜国身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跻身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站起来了”。

失序世界里，正常变得不正常，不正常反倒正常。大是大非面前，中立便是站在邪恶一边，便是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观一国之事，通上下之情，观各国之事，通中外之情，韦君宜《思痛录》结语中有其“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的政治主张，真就是个明白人。世上死生皆为利，不到乌江不肯休，从来没有幸运巧合，你相信什么样的道理，便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认同什么样的世界，便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任何站队决策，均取决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没有反对派，只有反动派，极权体制不可能选择与民主政体者同列，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