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课堂上流泪了，如果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克制的能力随之增强，加上怕影响到旁边听课的同学，简直要在课堂上痛快地哭出来。

    下午是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讲对爱滋孤儿的救助问题，他曾是金融界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接触到内地省份的情况后，开始专注于对爱滋孤儿的救助，其中最重要的是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增长智识，度过爱滋带来的这个难关，最后实现自助和助他。一些较国内先进的做法被他采用，比如艺术疗法，鼓励看着父母痛苦死亡同时遭遇社会歧视的孩子通过画笔表达等等。

    流泪的是其中一副照片，一个很小的孩子，面前是一个木板车，车上蹲坐着的是孩子的父亲——一位因卖血而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进入生命的晚期。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说自己在屋内呆久了，有点闷了。于是这个很小的孩子将父亲搬到木板车上，推着他出去转悠。

    突然地就流泪了，也许是因为孩子的瘦小。

    一看就知道杜聪是个温和的人，带着粤语腔调的普通话，平缓得象一条静静的小河，表面基本没有波澜。可是我却有强烈向他表达敬意的冲动——他告诉我们可以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好的事情，而且这些好的事情会带来好的效果。这种力量比很多宏大的阐述要打动人心得多。

     但从一个小细节，我看到了他温和背后的力量：在他放映一些照片时，听课的学员中有人拿起相机，试图翻拍下来，杜聪没有用眼神或语言制止，只是及时地把鼠标滑动。我观察这个无声的“抗争”连续发生了上十个回合，每次杜聪都聪明地保护了那些孩子。坐在后排的我差点就忍不住上前扔掉那个人的相机。

    我总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某些媒体人，比如昨天孟林来讲课，他特别声明不能照相，因为孟林有过惨痛的经历，当时他参与一个有关防治艾滋的会议，虽然他声明不让照相与拍摄，但某电视台却偷偷地将他的录像在电视台播放。虽然他戴着墨镜和帽子，但熟悉的人一下就看出是他，他的生意伙伴炸了锅：与自己每天吃喝玩乐的人竟然是个艾滋病患者！生意伙伴忙不迭地离去，孟林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倒闭。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人偷偷地用手机把他照了下来。唉，某些人啊，真得防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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