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对南、北方遗址的探索

--------摘自《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韦章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据考，在古代中国的各氏族人群中，大多曾居住在亚细亚西北肥沃的高原之上。但考古发现，那时我国的很多地方也已经有人类居住，南方有，中原也有。

对于今天主要聚居于贵州南部及东南部的水族人民的迁徙史，众多学者都持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大致为：一是“江南迁来” 说；二是“江西迁来” 说；三是“两广迁来” 说；四是“贵州土著” 说；五是“北方迁来” 说; 六是“殷人后裔” 说等。

按《中国水书探析》和贵州省社科院原院长蒋南华先生《贵州民居研究》之所云，水族是我国上古时期共工治水氏族后裔，后辗转为“豕韦”、“荆楚”发展而来的具有远古生活习俗、远古宗教信仰及远古文化因子的民族。

水族至今仍称神龛为“娜干”（洞口前），这种洞居时代遗存下来的文化因子足以证明这个族团确实是一支十分古老的民族。但他们最初居住在北方、南方还是中原呢？我认为，欲考现居住在云贵高原南麓水族先民的原始诞生地，很有必要从南、北原始文化遗址和大量水书、古歌及传说研究入手:

贵州地处大西南多山多洞的喀斯特岩溶地区，不仅山青水秀气候宜人，且居住在这里的民族还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民族，这里“世居”少数民族有苗、侗、毛难族、布衣、水、土家、彝、仡佬、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7.8%。千百年来，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养育了这里勤劳而朴实的人民。在其生息繁衍的过程中，不仅原汁原味地袭传着多姿多彩的古代习俗和信仰。而且还不断孕育着新的文明，这里有古老而飚悍的敢与炎、黄二帝对阵的苗族先民带来的古代民风；有古老而智慧的敢与颛顼帝、高辛帝、夏禹博奕对阵的共工氏族水族带来的神秘文化——水书；有数千年前古越骆世居民族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传统民居建筑和盛大节日；有韵味独特的各式民族舞蹈文化和艺术；有与众不同的侗族大歌和水族马尾绣；有风采各异的民族服饰、语言、风俗等。因此，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探索与研究当从远古时代开始……

一、贵州人居遗址考

（一）、“水城人”遗址

在云贵高原的贵州省水城特区，一九七三年被考古学字发现了位于三岔河右岸硝灰洞的古代文化遗址。从出土的一枚类似犬齿的右上男性门牙化石分析证实，其比北京猿人同类齿虽进步，但较柳江人和山顶洞人更原始，表明其体质特征还没有完全脱离猿形，特称之为“水城人”，距今约有十万年。“水城人”遗址出土石器35件，他们采用河滩上的砾石为原料，将砾石打制成片，制成工具。制作石器时将扁平砾石为打击石核，手握砾石，将其一端斜置石砧，另一手执石锤，利用锤之锐棱猛砸石核而成。运用这种方法的突出程度，迄今在国内早期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故命名为“锐棱砸击法”，极有可能代表着一种区域性文化特征。

遗址有胶结坚硬的杂色灰烬层，含碳屑、灰岩块、烧石等，厚度为0.05——0.15米，表明“水城人”已经会用火。

（二）、“猫猫洞人”遗址

一九七四年发现于贵州省兴义县顶效公社猫猫洞，猫猫洞出土的人类化石，表面粘附钙质胶结构，下颌骨粗壮低矮，齿弓短而宽，有两个下颌骨具双颜孔，形近山顶洞人101号下颌骨，股骨的骨壁厚，髓腔小而粗壮。其粗壮程度比河套人股骨大，与下草湾人股骨相近，系旧石器晚期之人类化石，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前。特命名为“猫猫洞人”。

猫猫洞出土石器共四千余件，分石片、石钻、石核、石锤、石器等。石片数量之大，加上废残片，总计二千余件。说明这里不仅是居住遗址，而且是一个生产石器的场所。

“猫猫洞人”制作石器仍以锐棱砸击法为主，体现出与“水城人”和“穿洞人”具有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生产的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类型稳定。尖状器与凸刃刮削器制作精美。在刮削器中，斜刃多于直刃。制作技术比“水城人”和“穿洞人”进步。

除石器外，还有骨器和角器。骨制工具有骨椎和骨刀。骨椎为三棱形，粗琢后刮削，再磨成光洁扁锐之尖刃。骨刀通体磨光，一面微凸，一面稍平，似今用餐刀，磨制精，造型美。其精工程度在国内首次发现。“猫猫洞人”还会制作较多的角铲，角铲用鹿角和肢叉作成，先剁鹿角一段，将端部稍加琢削，再磨平，磨锐，成45°角之铲刃。这种角铲在目前是罕见的。

从旧石器到骨器再到角器的工具制作，说明当时人的生产手段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同时在猫猫洞穴山脚，采集到三件磨制粗糙的石斧，预示着当地“猫猫洞人”已经在旧石器时代的沃土上，孕育着新石器文化的胚芽。

（三）、“穿洞人”遗址

一九七八年，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郊三岔河与打邦河源头的分水岭地带。出土了石器3000余件。骨器400余件，还有用火遗迹，人类化石及14种哺乳动物化石。遗物如此丰富和类别齐全之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为目前国内所罕见。

“穿洞人”有完整大颌骨，上颌骨残部、单个牙齿及碎骨片，属新人阶段之古人类，距今约五万年前，特命名为“穿洞人”。

“穿洞人”同样采用以锐棱砸击法为主的制作石器方法，是对“水城人”文化的明显继承。但是，“穿洞人”已经会磨制骨器，出土骨器400余件，比以往国内出土骨器多得多。骨器有骨铲、骨椎、骨叉等。骨铲用厚大肢骨弄破做成，刀口分为平直、倾斜、圆钝、尖状诸形。扁钝尖骨椎磨制精工，光洁发亮，尖部呈小巧圆状，形制美观。管长尖骨椎形如圆锥，细小而长，尖锋似针。长度通长为20—40毫米。骨叉用大骨肢作成，叉部扁薄，后部厚大，有的则体形较小，呈剪刀叉尖，底部是原骨形状，很具特色。

“穿洞人”用火遗迹有灰烬、烧骨、烧石、碳屑等。灰烬层深50一90厘米。其间的烧骨总计达8000件以上，烧石相当多，烧骨和烧石有的变形，有的变色，有的龟裂。碳屑遍及每个文化层。这些遗迹表明“穿洞人”在此居住的时间较长。

（四）、“飞虎山人”遗址

飞虎山文化是目前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卅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贵州省中部平坝县白云区，周围是河流坝区。出土的新石器石质坚硬，磨制精良。有本石奔斧、仿轮、箭(矛头)、石球、磨石等器具。石磷或斜刃或直刃，无肩无段，很具区域文化代表性。箭磨，制锋利，成锐角等腰三角形。骨器只存骨铲，都用小动物肢骨制成。

飞虎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碎片，以及圆饼状和两端截尖的两式陶纺轮。陶器以夹灰砂陶为主，较坚硬，火候高；刻有细绳纹及波浪、方格菱形、圆吲、云霄纹等纹锦，在小附加堆纹上也刻着多朵纹饰。特别是在一片乳黄色陶片上，发现一段带状红彩，是贵州高原石器文化中出土的第一片彩陶。其颜料的红色矿石，也出土于相应的地层中。

以上遗址资料证明，现今的贵州高原，数万年以前已有人类居住。人类包括水族的祖先是天演，是逐步进化而来，并不是神造的结。我们从水族至今仍称神龛为“娜干”（洞口前）的这种洞居时代遗存下来的文化因子，足以证明这个民族曾居住在“多洞” 山区。但仅凭这些资料, 我们尚不能证明其就是创造南方古文明的民族。甚少可以断言，13000-9000年以前，水族先民还不曾在贵州栖息。

二、南越人居遗址考

很多学人都认为水族是从古越出来的后期单一民族。于是，研究水族历史文化很有必要从南方骆越入手。

《大戴礼记·少间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这说明南越、西瓯和骆越人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并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逸周书·王会解》称此族有“断发文身的沤（瓯）深”和“越沤”的习俗。考古发现，此族还为华夏创造了许多文明：如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时留下的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出土的贝壳用碳14测定，便知其年代距今已有14900±300年之久。（见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这些遗址均突破了一万年之大关。与此年代相近的还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遗址等。在广西则有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用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足有12900±150年（见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文物》1976年12期）。

另据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农业考古》1989年第2 期）。可见湖南、广西、贵州不仅是“三苗”活动地区，而且后来也是楚人和越人活动地区。可见华南古越族地区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专家认定，遗址中的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

《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原始的“干栏”房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中认为，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房屋。

历史上自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至云贵地区，分别称作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们之所以共称为“越”，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据考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文身和崇拜蛇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

尽管我们无法考证水族人在石器时代是否也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等，尽管水族人也“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和尚铜鼓”，但据调查反映水族人没有“凿齿和断发文身”的习俗。以这些依据作支撑，结合水族民间的传说和古歌，在这些南方古遗址中,似乎没能发现水族先民的原始“足迹”，也许在北方的遗址中我们会找到水族先民生活的孑遗。

三、北方人居遗址考

仔细观察水族民间诸多习俗以及水书中的梅花鹿印记等，我们仿佛发现，水族先民与北方有关系。“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北方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青蒇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中国水书探析》）。”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中扎县珠各勒、各格则和各听、阿里曰土县的扎布等处的200余件旧石器便证明早在七千至一万年以前青藏高已有人类居住，并普遍进入新石器时代。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黑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看了许多专家学者对水族“南迁”历史的分析，是乎与“西北”没有多少关系，但从《科学发展简史》：“中国文明的直接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生活在北方和西北黄土高原的各个部落。”可知，前面学者的“水族入黔之说”讲的彷佛只是水族历史中的后半部分，故未能涉及水族的“北方之缘”。我认为，要了解水族更多的历史，须站在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段分析。方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别为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种，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用等物质、精神和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耗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怪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交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我国北方、西北方一带久有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佐证。

从以上的考古资料看，在我国，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早在10000年以前就已经有原始人居住，水族人到底是南方土著原始人种还是从北方迁来的北方原始人种呢？我们根据DNA鉴定结果；根据对其语言的识别；根据水族流传的古歌内容信息；根据水族人民的生活习俗等资料参照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水族的原始根基当在北方大草原之上，而不是南方的原始森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