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水书显示：水族是来自远古的文明族团

--------摘自《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韦章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研究民族族源，实际上就是在追溯一个研究对象特征的共同体。尽管这个共同体在不同的时代也许有不同的称谓。但他们的很多内在的共同元素是不会变的。正如斯大林所言：“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按潘朝霖、韦宗林先生在《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中云：“根据民族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民族四个特征理论，水族的历史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一是民族共同体原始形态，二是民族共同体中级形态，三是民族共同体高级形态。”站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水族的这种原始形态当产生于旧石器时代。

水族是一支很古老的民族，这从其至今仍称祭供祖先的神龛为“娜干”（山洞口）的洞居时代“母语”遗存等可得到佐证。《中国水书探析》载：“这充分说明，在古代，水族先民有过明显的洞居生活历史，……然而在洞居时代，人们却常常把即将食用的饭菜搬到洞口去祭供……”水族大有‘宁卖祖宗田，不变祖宗言’的尊古习俗，“于是把古代的供饭场所（洞口）之称谓——‘娜干’，并袭传至今”。水族肇根虽久远，然却又是一个仅有四十万人口的弱小民族，历来考据不加重视。再因长期被镇压，并久居边陲，故对其以文字记载的史料少之又少。对于这样古老的民族，若仅靠汉文字中的史料是肯定不能撰其史，述其源的。但若从其族传下的人称“活化石文字” 的水书的字里行间去寻觅，从酷似西周辫子股刺绣的马尾绣、从民歌古咒去探析，或许会收到惊人的效果。水书与汉文字虽然相似，但总有一定差别。如水书中念“山”为“散”；念“水”为“虽”等，欲说水族文化与汉文化无关，这不可能；但若说它俩就是同体，则感觉证据不足。这是后来演变的结果还是最初就不同呢？

水书用水历（建戌）进行推演定凶吉，而专家认为水历便是共工历。但史料已载的我国古代六历却只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却唯独没有共工历的记载。其中有何原委呢？难道当真的是“胜王败寇”之故吗？昔颛顼、共工为同一时代的杰出人物，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具备相抗衡之实力，故各霸一方，颛顼与“霸九有”的共工各自造书建历，以正农时。后因此才有“争为帝”的事发生。颛顼大胜共工。然“六历”中有颛顼历，却没有共工历，难道当时作为主管天文历法和水文地理的共工不制自已的《历》吗？难道历史传说不实吗？

关于水历是共工历，石国义、胡荣权、潘中西在《神秘水书寻根录》中引蒋南华、蒙育民《水历是中华远古历法的活化石》云：“（水历）正月建戌是共工所为。”水族称水书为“泐睢”，学者对此解释颇多，但有一说尚未提到：“泐”为“历”之转音，“睢”即“水”，所以，“泐睢”即就是“水历”。古书载：“易即历”。故现今的水书也可称为水历，更何况今水家有一套专门的“建戌”之历。专家已认定水书为《水书易》，故必有一历来与之相配推演，此历便是“建戌”的水历。至于古时为何称“建戌”之历为水历？那自然是因其为共工治水部族专用历之故了。  

水族有自己来自远古的历法，说明其族源一定可溯至共工时代或更远时期(待后详述)。即水族是一支来自远古的文明族团。此说缘于以下依据。

一、水书中的石器时代文化因子

水书，特别是口传水书，其读音音质非常奇特，有些音质简直让人难以辨听。不少资深专家研究认为，那是华夏古音的特点。也就是说，水书包括“口传水书”创制于遥远的石器时代。难怪水书中大量存在着石器时代的文化因子，这不仅大量表现在卜辞内容中的母语特征上，同时,我们从以下四种现象也很容易觉察到水书中石器时代的文化痕迹。

（一）、来自洞居时代的“娜干”

水族语言中有许多含有古代文化信息的“母语”遗存，但最为古远的要算是至今水族人仍称神龛为“娜干”（山洞口之意）。为什么要称祭供先人的场所神龛为“山洞口”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水族先民在上古时期曾有过洞居群处的生活记录，那时，老弱妇女在洞中居住，年轻力壮的上山打猎，采集野果，有时不慎丢了性命，亲人沉痛奠念亡者，吃饭前常到山洞口祭供，希望亡故的亲人也来吃上团圆饭，籍以寄托哀思。久而久之，便称这长期供饭的洞口为“娜干”了。后来人们虽然起房造屋，不再到山洞口去祭供祖先,但对这神圣的场所仍改不掉这来自远古的习惯性的称谓。仍称祭供先祖的地方为“山洞口”。这说明水族先民来自于遥远的穴居时代,也说明水语产生于遥远的穴居时代。

(二)、水书五行称“金”为“石”

水书中也有五行理论,它的五行也是金、木、水、火、土，但据第十三代水书传人韦光荣先生称，过去其祖父常念五行中的“金”为“扮”（石）。根据这一现象，我们不难看出，最早的水书“五行”是在“铁器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就已产生，后来人们从石矿中炼出了金属，从这时起才改上古“五行”中的石为“金”,但至今有的水书先生仍袭古人的读法,称水书五行为石、木、水、火、土。水书载“庚子交春乱事连。”是因为庚子为五行中的“石”属日，故认为若交春于这天，那一年石刀、石斧派上用场，即易起纷争或发生战事。除此之外，水书中有许多象形字的古水语读音与汉字十分接近，这说明在古代，水族可能与汉族同宗。那时他们操的口音叫汉藏语，也叫华夏古语。见下表所示，水书五行中的“水”、“ 木”； 《水书. 二十八宿》中的“柳土獐”、“ 奎木狼”、“ 牛金牛 ” 以及“山”、“ 虎” 等象形字的读音与汉音十分近似，故臆测水书与古汉易有同源之疑。

(三)、水书中独无仅有的农作物水稻象形字

都说水书很古远，古到什么程度，没人说得清楚，但我们从水书中独无仅存的农作物“水稻”象形字可以推测到，水书大约创制于6000年以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水书字里行间，没见任何别的农作物象形水文字，却唯独有水稻象形字。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水文字最初创制于水族先民只掌握水稻驯化技术的时期，而这时却没能培植小米、高粱、玉米等农作物或其居地只有水稻。水族古歌称其先民第二次到贵州时，因无田无地，故只好“砍荆棘，种小米，才得生命”。可见此时已是有小米的后期。这些资料显示：水书当始创制于六千年以前的中原地区和第一次进贵州时期。

从古至今，水族人多以水稻为主粮，然而水书也仅有象形字“水稻，”可见水书很可能创制于古代善产水稻的中原地区或南方。

水书里还有水稻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主要工具的图画文字，如犁、耙、镰刀等，犁、耙等用于整治土地或收割水稻的农具。水书中，动词文字少之又少，但却有水稻生产程序中的“犁田”。

水族善食鱼，“饭稻羹鱼”是其古代生活的写照，即使到现在，水族人每家都好在田里养鱼，与水稻套种套养，端节到时（过水族年节），必用稻田里养的鲤鱼进行祭供、食用。一代传一代，今天也是如此。从这个稀有的农作物词汇来分析推敲，我们不仅仿佛看到了水族社会农业史的痕迹，同时也看到了华夏文明的深远与变迁，看到中华“象形字创制时代”的侧影。

二、专家称水书的创制年代极古远

水书作为古《易》，其内容十分高深浩瀚，到底创建于何年？这对我们研究水族迁徙史很有帮助，然而，这个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都想释然的谜团。但一直没有定论。众多学者皆持自己不同的考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素有晚清“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将之说成“云自三代”的文典，即认为水文字是一种创制于夏代、商代或周代的文字。

很明显，在莫友芝之前的更早时期就已有学者对神秘的水书进行过研究，并认定其是夏、商之卜著。莫友芝先生是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方有“云自三代”、“且云其初本皆从竹简过录”之说。著名韵学家莫友芝先生通过对“口头水书”的辨听，对水字的分析研究后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故也。”莫友芝作为晚清著名学者，其学术之高深，已达登峰造极。他观察了水书独特的字型结构后作出“疑斯篆前最简故也。”的推断。足见水书的创制年代相当古远——至少在秦代李斯大篆前。

2、上世纪30年代末，民族学家岭南大学教授张为纲在《水家来源试探》中也说：“细考其（水书）字形，竟有与武丁时期之甲骨文极为近似者。”

3、19世纪40年代中南大学教授岑家梧先生据水书起源的传说及水书结构的特点等分析，也认为“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他认为“水书至少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苦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岑家梧还说：“今日贵州全省，除大定有夷文外，土著中则唯水家有文字，其余苗、瑶、仡佬之属则无之。而水家文字中，除天干地支及象形文字外，居然有文、武、辅、弼、廉、贪等字，假使当日无文化思想政治组织，焉有此等深切会意形容之文字？准此以谈，则水家在吾黔南为先进之民族，故文化水准，亦较他族为优，后世不察，视为异类，失之过矣！”岑家梧还说，《水书》“行文体例，先注年、月、日、时、方，下注兆象及说明，犹甲骨文及之先注占卜时日，下注征兆。水家何以独能保存此种文字，疑其与殷人有关”。

4、贵州省水家学会副会长潘永会先生从“夏陶符号网”上下载了24个夏陶神秘符号，经水书先生潘玉山等共同破译，不仅全部可以用水语识读，而且还在该馆藏水书中找到了22个完全相同的符号。

5、湖南省怀化师范学院教授阳国胜，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符号文字，当他来到黔南看到水文字后，不久后便发表《利用贵州水书破译高庙遗址神秘符号》，（2006年第4期《南长城论坛》）。该文通过论证，把水书的创制年代推到了7000多年前的洪荒时期。

综上所述，我们从水书的这种“既似甲骨而非甲骨，既似图画又不全是图画，并有方块独体字”的结构特征看，不难推知，水族早在夏代就已是一支文明的部族。

三、数易水书来自远古

关于水书的创制年代，各有其说，大部分学者认为创制于夏、商、周，也有认为来自清中，梁敏女士在《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中赞同黎汝标《五十年来水书研究评述》中的观点，认为“《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他们所指的可能是公元前214年秦成功统一岭南后水族才从百越族群母体中分离岀来，正式成为水族。但这还是洞居社会吗？因为按前面分析，洞居时代就已有水语存在，难道那时越族说的是水语，也称神龛为“娜干”吗？有的还说：“常用的水书不过二三百字，其中还有许多是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着的汉字，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除了纪日、纪年之外，还有什么用呢？”从夏至殷商，一因文字发展滞后，二因干支字符在卜学中的广泛应用，故其成为十分“珍贵”的时代特征文字，这些文字曾一度被帝王将相们用作自已名号的字符。当今科学迅猛发展，卜学已被城市里的人们逐步弃之如履，而封闭落后的水族却仍离不开它。不说是过去，就是当前，全国各地也仍认为用干支纪年、纪月有独到的用处。古代帝王把卜，把祭祀当作是国家第一要事，古人云：“万民之业，以农为本；五礼之事，唯祭为大。”“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足见祭祀乃古代帝王及民间百姓的首要之事。然这些要事的推演却离不开干支。我认为水书仅有干支、月将、四季、八山（卦）和九星等少得可怜的专为记录数易的字符，而没有更多的能用于书写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券、牒、契约、诉讼等文书的现象。不仅不能说明水书的无用性，相反，正好说明其是在文字十分稀少的时代创制的，不仅说明干支的重要性，更说明水书易创制年代的古远。再说水书也并非只由二三百字就能表达的文献，由于年久失传太多，现在存于世的并今人可识读的可能只是那些简单的卜辞，笔者在第十三代水书传人韦光荣处见到一卷稍微古老的水书(此书原版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此书共三十一页，系咸丰元年八月韦凤明先生所抄。经无数个水书先生传阅，已无人能够全部认读。仅以其中一页为例(见右图)，此页共有水文字162个，而大部分水书先生

却只认识42个，仅占四分之一。可       认读不到四分之一的水书

见，在古代水书不是只有干支等几十百余字这么简单，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

更何况，易学界认为，中国之易大体分为两种格式表达法，一为上古至夏、商的文字不发达时期的以“数”的形式表达的《易》，一种是经过周文王“汉字大兴”时代后的以“文”的形式进行表述的《易》，前者为《连山》、《归藏》等，后者为《周易》。水书的文化特征及文字格式雷同于前者。故水书文字字少但却十分古远。

宋代大儒朱熹说得好：“《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工夫。”应该说周文王完成了这“两节工夫”的转换，完成了把文字稀少时代的数易演变成“讲学之道”的《周易》。

如果说，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那什么背景才是其创制水书的最佳背景呢？虽说秦焚书坑儒时不烧卜筮之类的典籍，但会允许蛮族学习并同意其私下创造自已的文字和历法吗？若允许，

为什么南方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百越的后裔为何没有自己文字的《数易》和历书，并无人认读的水书法呢？若水族是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弱小民族，怎么能看懂、吃透那么深邃的汉字易学呢？再有，若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那时已过洞居时代，我们从水族称神龛为“娜干”（山洞口前）可知秦前就已有水语存在。应当说这时他们已称“山”为“努”；称“水”为“能”，他们连水字都敢造了，为何多此一举，偏读“山”为“散”；读“水”为“睢”呢？所以说，水书不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才创制的。而是与华夏族同居于中原的共工时代初创，其源于伏羲易，以后经过几次变体、整合和吸收。但大都为秦前的夏、商时期的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