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拙文《从辽秋捺钵面双虎汉语契丹语降福无畺对译金对钱—再探汉文契丹文钱文对译的形式》里，谈到辽契丹的“汉文契丹文对钱中，也存在一种用契丹语直接记录汉文钱文意义的音译现象。”“翻译它只能音译，因为它记录的只是契丹语读诵祈祷语时的语音。只能音译的契丹文，反映的应是特殊的固定的词语，一般是人名、地名、事物名、祈祷语、成语等固定的词组。如面双虎秋捺钵金对钱的钱文“降福无畺”，就是一个相当于名词的成语。”

无独有偶，笔者最近又见到一对辽锻制手雕圆穿、面单龙戏珠背汉契语，祭祀祈祷语金对钱（见图1、2、）。背后阴刻的汉语钱文：“受福之畺，四方之纲”，明显的是祭祀祈祷语，而其背阴刻的是无法用汉语意译的契丹文，笔者推断它们应是直接记录汉祈祷语的契丹语。这对汉语契丹语祈祷语对钱，汉文钱径59.1毫米，穿8.2毫米，厚3.5毫米，重109克；契丹文钱径59.2毫米，穿8.毫米，厚2.7毫米，重95.48克。币材选用的仍是目前尚未见有复制成功实例的合制金锻制钱坯，通过手工雕镌而成。

两钱钱面均选用単龙戏珠图案，龙为云龙，作C字形，在硕大朵朵祥云簇拥中，云龙正与一颗硕大的宝珠嬉戏舞蹈。金钱上之辽龙是所有钱币上龙形态最为真切，最为传神，所有细节描摹得最为精确，最为到位的龙之龙纹。向上翻翘的长长的上嘴唇，延续着唐代龙的双鹿角，双凤眼，鱼鳞纹，三爪，肘毛；稍小的张口，嘴角不超过眼角，浓厚的头发向后飘扬，颈部细长而身体较粗，强壮有力的后足，长长弯尾的有力摆动等，构造了辽龙的喷薄向上的虎虎生气与奔腾不息的活力，整个龙图飞腾活跃，激情四射，显现了契丹民族的自信与旺盛的自立于寰宇的战斗意志。

因系锻制，材质细腻，无丝毫砂眼与铸痕，钱体光洁温润。包浆悦目，锈色鲜艳，结晶牢固。工艺匠心独具，刀工技艺纯熟，运刀准确有力，粗细刀法交错使用，浮雕平雕减地刮削多种工艺精准运用，使图案栩栩如生，立体感很强，达到了呼之欲出的艺术效果。这对金钱，可以说是一件辽代雕刻工匠创作的平面高浮雕的雕刻艺术品。

两钱穿孔为古朴罕见的圆穿。两钱的钱文均围绕圆穿作圆形等距排列。汉文钱的八字钱文为“受福之畺，四方之纲”；契丹文八个字汉字音译可能为“悬铭行兴，左崇官剌”（最后一字“剌”因在诸大家译文中都未查到，姑且以组成该字的两原字拟音拼读而成，不一定对，仅暂作代用品而已）。

“受福之畺，四方之纲”原文取自《诗经·雅·大雅·生民之什·假乐》，属西周作品。作品体裁为诗体。《假乐》是为周宣王行冠礼仪时的赞美诗。“假乐”即嘉乐，赞美乐，喜庆乐。全诗如下：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受福无疆，四方之纲。

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这是一首为周宣王行冠礼（成年礼）的祝冠词。公元前842年，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周定公、召伯虎乃与共伯和暂主朝政（共和1-14年）。太子静由召伯虎抚养。共和十四年（前828），太子静即位，即宣王。他“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文武群臣，尤其周、召二公，把匡复周室的重任寄托在宣王身上。所以宣王的冠礼自然而然地便成为周室至关重大，举足轻重的事。本诗便是当时行冠礼时所采用的祝冠词。诗中除了对宣王无以复加的赞美之外，也深蕴着殷切的希望。所以魏源说：“《假乐》，美宣王之德也。宣王能顺天地，祚子孙千亿，卿士多贤，皆得获天佑所致也。”（《诗古微》）

金对钱钱文虽取之《假乐》，但有所改动。钱文把《假乐》的“受福无疆，四方之纲。”改为“受福之畺，四方之纲”。虽仅“无”改为“之”的一字改动，却使两句诗的内容和主旨意义完全改变。《假乐》中的“受福无疆，四方之纲”是歌颂年轻的宣王有着美好的仪容、高尚的品德，能“受福无疆”成为天下臣民、四方诸侯的“纲纪”。而钱文的“受福之畺，四方之纲”却是“接受上天赐福的契丹国，已成为天下各国的总揽共主”。这种移花接木，古为时用的引经据典，说明金对钱的制作者，对汉文典籍的驾驭水平已炉火纯青，臻于化境。

从钱文引用周宣王行冠礼（成年礼）的祝冠词，可以推知契丹此对钱也是为某个重要嘉仪特别制作，用于行礼时的祭祀。笔者臆度金对钱应是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冬十一月壬子朔，承天皇太后行柴册礼，还政于圣宗的“还政仪”上的祭祀钱。理由有四：一是钱的单龙图已明确说明此钱是为皇帝庆典特制。二是辽代没有行冠礼就任皇位的皇帝。只有圣宗当了二十六年名义皇帝，38岁才获执政权力，经历过一次类似行冠礼的“还政仪”。三是从《假乐》内容，可见承天太后对儿子由衷的赞美和深蕴着的殷切希望。四是能称得上“接受上天赐福的契丹国，已成为天下各国的总揽共主”此盛誉的时代只有辽圣宗时代。所以，辽朝只有辽圣宗具备铸制此类钱的条件。加上此类锻制手雕钱产生于统和后期。我们有理由相信金对钱是为辽圣宗“还政仪”所制。

金对钱钱文应就是当时祭文的部分实录。契丹官分北南，族有汉契。祭祀时祭文的诵读，必也分汉语，契丹语。根据祭祀实物铭文，可知祭文主体应是汉文，并且大多为韵文。汉官诵读祭文自然是用汉语，这应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反之，契丹官诵读祭文自然是要用契丹语了，这也应该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这样，就要把汉语祭文翻译成契丹语祭文，然后才能由契丹官诵读。在汉语译为契丹语的过程中，必然要遵循契丹语的特点按契丹语的语法规则去翻译。如此一来，译出的契丹语就会和原汉语文字产生较大区别。如果在不知契丹语译文来源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契丹文研究专家都会认为这个契丹语译文是胡编乱造。著名的宋代洪迈所说的“契丹诵诗”故事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契丹小儿初读书，光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夷坚丙志》）试问，哪一位契丹文字学家，在不知道诗的来源时，能认为契丹文“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是正常的文字？能不认为这些契丹字是胡乱瞎凑的？同理，金对钱契丹语钱文，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它是译自汉语“受福无疆，四方之纲。”那也一定认为“悬铭行兴，左崇官剌”，这些契丹字是胡乱瞎凑的。

两件事给我们启发极大，一是使我们知道了，契丹人诵读汉语文词，诗词、格言、经文时，绝不会用官方文言体（书诏体、墓志铭体）契丹语，而肯定要用其日常经常使用的，口头的语言语音。而这些契丹语被记录下来，它们就会和官方文言体（书诏体、墓志铭体）的契丹文，在语法结构上，语音的变化上，文字的使用上，都有很大差别。这也许是至今我们的文字专家没能完整翻译一篇契丹文佛经，道教咒语，一首契丹文诗歌的原因。因为这一类文字都是用契丹俗语记录的，对惯以墓志铭体契丹文和汉语意译的专家来说，这些东西让他感到支离破碎，无所适从，结果只能将其打入拼凑伪造行列，以显得自己权威水平高。

二是使我们知道了，在翻译考释契丹文文物时，不要以汉族人的思维方式，汉文意译的定式，官方文言体（书诏体、墓志铭体）契丹语的模式，去套、去对待、去翻译、去考释，契丹文文物。不要轻易否定不符合上述三式文物的真实性。你认为错的、假的，可能就是对的、真的。你认为与官方文言体（书诏体、墓志铭体）契丹文格格不入的，语序、句序、词序，甚至语法结构都颠倒的契丹文，而可能恰恰是契丹民间俗语，口头语言的真实记录。金对钱上的契丹文，笔者就认为是汉文“受福之畺，四方之纲”，翻译为契丹口头语的真实记录，记录的是契丹人读“受福之畺，四方之纲”的契丹语音。

辽锻制手雕圆穿面单龙戏珠背汉契语祭祀祈祷语金对钱的发现，为契丹文文物的识别又指出一条新路，既除了契丹文文物外，世间还存在大量以契丹语为铭文的契丹语文物，这也是祖国的文化瑰宝，有待有心人去发掘去研究。它还告诉我们契丹留存在阳世的文物，远比已发现的墓志铭蕴涵的文化文明信息更丰富，希望我们的契丹文专家在研究“鬼话”（与鬼对话的墓志铭）的同时，略微关心一下“人话”（民间契丹文器物文字），研究一下它们的异同，为复原契丹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泉痴山人2013-4-30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