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再加以强调的是:契丹大字与女真大字在制字上存在的“源”与“流”的关系问题,也是制字方法论范畴的常识性问题。“天朝万顺(岁)”臆解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对这一常识性问题的正确认识,从而迷失在似是而非的“举证”之中。将契丹大字解读作“天朝”之“朝”,其根据是形近的女真大字*.au。然则此二字何以具有同源关系?却无人做出过论证。如上所述:字源为契丹大字的女真大字,根据形音式借用和形意式借用的制字原则,既有可能取契丹大字的字形与字音、也有可能取契丹大字的字形与字义。不先证明契丹大字的音与义,仅凭字形相近就将其与女真大字捏合到一起,过于武断,无信凭性可言。我们可以

举出许多与契丹大字貌似的女真大字,实际上两者的音值毫无关联:

*liauqu(契丹大字)／

*d.g(女真大字)、

*ba(契丹大字)／

*.im(女真大字)、

*k.(契丹大字)／

*.am(女真大字)、

*dai(契丹大字)／

.*g.mu(女真大字)、

*ju(契丹大字)／

*mu(女真大字)、

*ul.i(契丹大字)／

*hutu(女真大字)、

*dut(契丹大字)／

.*la(女真大字)、

*iri(契丹大字)／

*sai(女真大字)。

其原因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这些女真大字是取契丹大字的字形与字义而制作的,所以在字音上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第二,这些女真大字与契丹大字在字形上的相似仅仅是偶合,根本没有字源关系。认识不到这一点,对貌似同源的文字信手拈来就断定两者音值相同或相近,这是对契丹大字和女真大字皆无深入研究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直至2006年有人依然坚持这种解读方法①:为了论证契丹国号是“哈喇契丹”,就武断地认为女真大字的字源是契丹大字。不幸的是,其引为论据的女真大字的读音“老”恰恰是明朝四夷馆《女真译语》编辑者的误笔(将“老”的对音字.误写成)②,对这种极成问题的资料不加以深入研究就贸然拿来当作推定契丹大字的读音也是“老”的证据,是误上加误。由此导出的结论“契丹大字国号

的读音‘胡老’就是‘哈喇’”岂能不成为沙滩上的楼阁。事实上,女真大字音hutu、契丹大字音ul.i,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字音上的同源关系③。以上论证说明:将女真大字的字源拟做契丹大字无理据可言,从而后者也就没有表示汉语“朝”音的可能。将契丹大字解读成“顺”,其根据也来自字形近似的女真大字。但在明知女真大字的音值是.in④的前提下却将与之形近的契丹大字读做汉语“顺”音,本身就属恣意。倘将、断作“朝

”、“顺”的表音字,那就等于认定契丹语中没有表示“朝”和“顺”二词。然而这与事实相悖。契丹语的“朝”、“顺”分别为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契丹大小字皆使用复数表音字组合的形式拼写这两个词的音值。

即实(1990)指出:在同一钱文上不可能出现契丹语的“天”、汉语的“朝”、契丹语的“万”、汉语的“顺”这种有悖契丹语文学常识的现象。这一见解从理论上说是有道理的。但在墓志以外的出土文物上出现的契丹文字,有相当数量出自民间人之手,字体的不规范甚至文法的不规范比比可见。其成因比较复杂,非一言便可以蔽之。倘以即实(1990)的见解为尺度去衡量,恐怕某些文物收藏家视若拱璧的藏珍都将沦为不值分文的赝品了。本文不涉及文物鉴定问题,仅就银币四个契丹大字的音与义的考证就事论事,也得不出契丹语的“天”、“万”与汉语的“朝”、“顺”并存同一币面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朝”、“顺”二字的构拟方法存在先天性缺陷;“天”、“万”二字的推定也是从汉语译音角度揣测的结果。即便契丹语词与汉语译音词可以并存同一币面,所代表的音值也不是“朝”、而是 mi.;所代表的音值也不是“顺”、而是.in。

如上所证,是数词“千”的表意字;是“神”的表意字。这就是“天朝万顺(岁)”臆解不能成立的理据。

四结语

四字钱币的读法有多种。银币的四个契丹大字究竟应该依何种顺序读解,兹根据以上解读了的字义排比观之。

 (1)上右下左:“天神千万”。

(2)上下右左:“天千神万”。

(3)上下左右:“天千万神”。

(4)右左上下:“神万天千”。

(5)左右上下:“万神天千”。

不难看出,惟第一种读法文理通顺,亦即右旋读。与银币第三、四字顺序不同的另一枚金币文字,亦应依右旋读,亦即“天神万千”。“千万”与“万千”,皆表示为数之多。右旋读,符合契丹文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规则。我们可以看到,契丹小字厌胜钱“寿福永昌”、“地久天长”以及契丹小字年号钱“保宁通宝”、“景福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等也都依右旋读方能成句。

至于币面铸此四字的银币(及金币、铜币)的用途,根据字义可以推知当是厌胜钱。王朝建立之前的契丹人如北亚各族一样信奉萨满教,王朝建立之后由史籍和文物透露出的信息依然是笃信不易。儒释道在契丹社会的浸润并未淹没萨满教多神崇拜的原始特点,相反更加丰富了它的表现形式。在厌胜钱币上铸“天神千万”与建国之初首颁年号“神册”都是大中央契丹胡里只国①神道设教的历史体现。《辽史》礼志详载契丹人祭山仪的过程:祭天神、地祗位;绕行神门树;诣祭东所拜祭;复奠于天神、地祗位。祭山仪,是契丹人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灵魂崇拜等原始宗教的延长,祭祀的对象原本都是来自万物有灵论的为数众多的氏族守护神或职能神。

“天朝万顺(岁)”臆解流传甚广,为其做注解或引为论据的文章已数倍于臆解原文,其社会效应甚至超过了臆解作者本人的预期。从史书语焉不详的点滴记载到出土文物似是而非的字迹造型,都成为搜寻支持这一臆解的论据的对象,所下之功力可谓上穷碧落下极黄泉。论述上的精彩纷呈导致对批判性思考构成了顽固的视角束缚:长期以来鲜有人对臆解本身能否站得住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质疑,不同的意见至多表现为在认可“天朝”存在前提下的“万顺”与“万岁”之争。然而,当作为立论基础的 “天朝万顺(岁)”事实上并不存在、面对的是立足于语言文字学研究基础而得出的“天神千万”时,构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也就可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