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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之五
(2007-08-04 22: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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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金石学传统仍然在向前发展，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据翟耆年《籀史》记述，他有一次偶然造访叶梦得的书斋，发现案头摆放着吕大临的《考古图》。从《考古图》在当时的影响看来，很可能已经有刻本流传。而据李邴为王俅《啸堂集古录》所作序言，当时《宣和博古图》“流传人间者才一二见而已”（42）。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博古图》，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绘，且深藏于皇宫秘府，其在民间的流传范围远远不如《考古图》等私家著作。直到元明时期，《博古图》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为民间仿造古铜器的“样本”宝库。
南宋时期，民间的铜器制造业虽然屡遭禁止，却仍然相当兴盛。建康府句容县自唐代以来就以出产铜器闻名，北宋以来，在收藏古物之风的带动下，开始制造仿古铜器。绍兴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铜爵坫，因“本院全阙铸 工匠”，“询问得建康府句容县多有铜匠，造作古铜器货卖，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挥建康府下句容县计置，依样铸造。”（43）可见，当时句容的仿古铜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致朝廷制作礼器不得不求助于当地工匠（44）。而这些民间工匠在为朝廷效力的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古器和图样，把这些“样式”带回民间。此后，无论地方州县制作庙堂礼器，还是官僚世家制作家庙祭器，都要借助这些民间匠人。绍兴新礼器的“样式”也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民间的工艺传统中。
因此，南宋时期民间仿古制作的“样本”来源是异常复杂的。其中有刊刻流传的各种古器图录，有朝廷颁降地方的礼器图样，有官僚世代相传的家庙祭器，也有士大夫家收藏的古器实物。这些因素在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实物中都有所反映。下面，我们就结合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铜器窖藏出土的器物来做一下具体分析（45）。
该窖藏所出铜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仿古铜器，比如琮、甗、鼎、尊、盘、蒜头扁壶等；第二类是仿照当时的生活用器，尤其是瓷器，比如执壶、长颈壶、瓶（包括八棱瓶，“组合式”瓶）等；第三类是将古器造型与日常用器相融合的产物，比如三足壶、鬲形瓶。这批器物的一大特点是多“组合式”器，也就是整器分成两个可拆卸的部分，这可能是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同时也说明，这些器物大多不是实用器，而是仪式所用的陈设。多数器物是靠锤揲成形而不是铸造，而且是各部件分别成形后再焊接成一体，导致很多本应有耳的器物（鼎、甗）将耳省去了，仅有一件甗有靠铆钉连接的附耳。器物的纹饰多采用錾刻和锤揲工艺，说明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已经与古代有天壤之别，而且受到了金银器的很大影响（46）。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器物中甗的数量很多（完整器共有6件，另有不成套的鬲形足两件，器口4件），但甗并不是国家祀典中规定使用的器类。其中体形最大的一件甗（CPJ：14）在颈部和腰部都有附耳，形制与吕大临《考古图》卷二收录的“圆篆甗”非常相似（47）。一件鬲形足（CPJ：30）的内底有阳线篆书铭文：“圆篆甗汉□男平永宝用”，“圆篆甗”这个名称显然是从《考古图》搬来，而本器顶部平面的纹饰与《考古图》所描绘的“圆篆甗”甑底部隔箅的形状一模一样。另外一件残存的甗甑部（CPJ：40），其方唇、外鼓的圆肩也与“圆篆甗”如出一辙。甗的足部都是用铜片弯曲而成，而且多外撇，其侧视效果与《考古图》中缺乏立体感的图像非常相似。纹饰中的兽面纹、云雷纹等都有很大变形，如云雷纹多是僵硬的圆形、回形，与《考古图》也很接近。因此，《考古图》应是这些器物的主要“样本”来源。而且制造者基本不了解“样本”的原有意义，只求外观相似，于是省去了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部分，却在某些细节上一味模仿。
该窖藏还出有一件“组合式”尊（CPJ：10），仅存上半部分，也就是商周时期“三段式”尊从器口到肩部以上的一段，其形制、花纹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和三年山尊极其相似（48）。经对比可以发现，纹饰的细节几乎一模一样，仅颈部龙纹的排列方向与宣和山尊相反。可见本器的“样本” 应该就是宣和山尊。如果制作者参考的是图样，不太可能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他们应该看到了实物或高精度复制品。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仿照朝廷颁赐的家庙祭器来制作的。前文提到，绍兴十五年段拂等人改造礼器时，有一件从街市收买的山尊被当作“样本”。因此，南宋时期的“山尊”很可能是由宣和山尊一脉相传而来。
这批器物的纹饰除了取自铜器的兽面纹、云雷纹、蝉纹、乳钉纹等，还有来自金银器和瓷器的窗棂纹、缠枝纹、花瓣纹，而且这些来源不同的纹饰往往呈带状交错安排在同一件器物上。蝉纹均被安排在纹饰带的顶层或底层，兽面纹一般在中心的显著位置，这些都遵循了铜器纹样的传统。但乳钉纹出现在甗上则是青铜器中没有的现象，和三足壶和鬲形瓶的造型一样，可以说是制造者的大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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