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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是崇古风尚和金石学影响下的产物,南宋时期仿古制作的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官方传统带有复古改制的政治色彩,更多的受到礼学传统限制,因此更强调忠实于“古”;而且一旦“复古”成功,形成新的定制,就很少向前发展。民间传统则更为商业化,更多的受到古物收藏和流行审美情趣的影响,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在民间,“古”往往在“今”的影响下发生种种变形,涌现出很多貌似“复古”,实际上却甚为新奇的形式。元明以降,国家祀典使用的祭器墨守宋代“新成礼器”的样式,但民间的仿古制作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一大艺术潮流。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和历史系邓小南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1 对于宋代古器物学与仿古制作的关系,学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看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期(台北),2001年;王世民《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英)罗森《过去在中国的多种含义》,收入《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台北),2003年;李零《铄古铸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中华书局,1977年。
3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 《宋史》卷三四○,《吕大临传》。
5 参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
6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参看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
9 翟耆年《籀史》:“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窽以赐宰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是为《皇祐三馆古器图》,乃宋代皇家编纂古器图之始,它的出现也与乐制改革有关。
10 据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97年),大观初年内府收藏的大小礼器只有“五百有几”,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八百余器还有相当差距。《宣和殿博古图》应该是在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选编辑的,当然很可能还收入了到民间藏家摹绘的图样。
11 《宣和博古图》对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壶尊”等,完全是按照当时祭器的名称,而且这些器物的图像也完全被南宋时期的《礼器图》继承,参看前引许雅惠文。
12 蔡絛《铁围山丛谈》。
13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14 中华书局,1957年,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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