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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之三
(2007-08-04 22: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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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普的建议由于朝廷没有“《博古图》本”而被搁置，但以他为代表的声音却在不断推动朝廷向着政和新礼的方向回归。绍兴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诏命东京留守搜集残余的“新成礼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铜爵的建议：
“今遵依指挥讨论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绍兴四年已得指挥外，其所用爵以木为爵形，而背上负尊。按《郊庙奉祀礼文》谓许氏说“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昨来臣僚看详，以谓不应古制，欲仿古刻为爵形，凿其背以实酒，以应《说文》“中有鬯酒”之义。又考《礼象》铜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兼昨来政和年间，已曾依此改正铸造，缘渡江之后，类皆散失。兼昨绍兴七年明堂大礼，御前降到古铜爵，依得《礼象》制度。今来合将木爵并行改正，用铜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样制造铜爵并坫。”（23）
据此段史料，绍兴七年明堂大礼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铜爵”。《郊庙奉祀礼文》为神宗元丰年间太常陈襄等人所详定，陆佃亦曾参与其事（24）。有趣的是，这次礼官在论证古爵形制时，还参考了陆佃《礼象》中的图样。在朝廷缺乏新礼器图的情况下，私家撰述的礼图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次讨论能够将文献、礼图、古器实物相结合，说明古器物学已经深深的渗入到礼学的传统中（25）。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丙寅，太常寺奏大礼祭服事，高宗表示：“朕尝考三代礼器皆有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义。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26）此后，南宋朝廷终于访求到《宣和博古图》，使复兴“政和礼器”成为可能。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礼部上奏：“窃闻朝廷已求得《宣和博古图》本，欲乞颁之太常，俾礼官讨论改造，将来大礼祭器悉从古制，以称主上昭事神祇祖考之意。”其后皇帝下诏，由秘书省现管的三部《宣和博古图》中“给降”一部（27）。从此，《宣和博古图》就成为南宋改造礼器最重要的依据。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内侍王晋锡等人主管改造礼器事宜（28），同时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礼器局。十五年（1145）八月，高宗手诏命有司讨论修整南郊大礼所用祭器。十月，太常寺上奏：“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29）政和年间制造的“新成礼器”除大批用于国家祀典以外，还曾赏赐给重臣作为家庙祭器，蔡京、童贯等权臣都曾得赐（30）。这些家庙祭器完整保存了“新成礼器”的组合原貌，因此成为重要的“样本”资源。十一月十一日尚书省箚子：“契勘参知政事翟汝文曾任礼制局官，其家以古器、制度、文字并图样甚多，乞下翟耆老尽数检寻，时踅发赴礼器局参照讨论，候了毕给还。”（31）翟汝文是徽宗时参与制礼作乐的骨干，史称其“好古博雅，精于篆籀”（32）；政和礼器的很多铭文都是出于他的手笔，他还曾自制仿古铜器（33）。此时翟汝文虽已去世，但其家中仍藏有很多古器、图样和铭文拓本，很可能还包括政和礼器的图样，此时也命其子翟耆年尽数上交。经过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搜寻，南宋朝廷终于积累了足够的礼器样本。
十一月，段拂、王鈇等人汇报了他们制定的改造方案（34）。从这一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改造礼器的最高标准是《博古图》和“新成礼器”。凡是《博古图》“该载”的，如著尊、著罍、壶尊等器物，均以《博古图》为样本来制造，同时参考“新成礼器”样式。《博古图》没有“该载”，但有“新成礼器”可以依据的，如山尊、铏鼎等器，就仿照“新成礼器”来制造。《博古图》不“该载”，又无“新成礼器”可供仿照者，如概尊等器，就参考“秘书省见管古器”来制造。实在没有样本可以依据，而又无关紧要者，比如“太庙俎案”，仍然按照《三礼图》改造（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礼器的材质均严格按照礼书规定的制度，除圆坛正配位祭器依礼仍用陶瓷器外，其他此前权用陶瓷漆木器代替者，均改用铜器。当然，此时南宋政府的实力已经足以支持如此大规模的制作了。
通观南宋朝廷恢复“政和礼器”制度的过程，主要的“样本”来源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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