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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之二
(2007-08-04 22: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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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朝在大规模改造礼器之后，为什么没有用新的《礼器图》来取代《三礼图》呢？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大观二年薛昂箚子，当时派画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样，用的是彩绘；而据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颁降地方的新礼器图样，用的也是彩绘。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图》的原本，应该也是彩色绘制的（16）。之所以用彩绘，应该是为了更真切的传达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这是最高级的方法。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无法实现彩色套印，这就决定了《博古图》和新礼器图样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复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普遍颁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礼作乐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国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图》已经很好的起到礼器图样的作用。至于地方礼器的滞后，朝廷并不急于解决，也就没有刻印新礼图的迫切需要。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19）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2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作礼器图样来使用。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21）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19）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2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作礼器图样来使用。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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