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杂记（续二）钱币鉴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多少大师，专家在钱币鉴定上“走眼”，多少收藏家在购钱时一次次“吃药”？这些人都熟知钱币鉴定的所谓五大法则：看神韵，比版别，察铜质，观锈色，听声音。可“走眼”、“吃药”却屡屡不断，这是为什么呢？除了造伪技术日新月异，伪品更加难辨的客观原因外，“贪心”是一切人“走眼”、“吃药”的首要原因。这些大师，专家无不是在珍品、出谱品、名誉品面前栽了跟头。正因为这些人懂得这些珍钱的价值、所以他们见到这些珍钱，血液会立即沸腾，心跳会急剧加速，脑子里马上会打闪般出现拿下它，拿下它！拿下它你就可在泉坛更加辉煌的声音。这时他眼前已没有了钱币鉴定的法则的踪影，有的只是珍钱变幻的金钱、鲜花、掌声。走眼、吃药对于此时的大师、专门家来说，是咬定你没商量。任你是多大的大师，虎狼药肯定照吃不误。而且肯定事后打下牙往肚子吞，不会整出丝毫响动。事实证明，无欲则刚，不贪则智。这些道理同样适用于钱币鉴定。钱币鉴定是既不神秘，却又是很复杂的一个行当。说它不神秘，是所有人，上至教授、专家，下至贩夫、老农，都可以掌握其技巧。而且越是底层的人，鉴钱的眼力往往比上层社会人士敏锐不知多少倍。特别是把买卖钱币当成唯一生活手段的那帮人，无论他以前是老农、村妇，还是屠夫、蹬三轮者，其鉴钱的眼力，无一不超过那些教授专家们。原因只有一个，他们过手的每枚钱都是他们的饭碗，每枚钱都连着他们的血脉。一枚珍贵钱的真伪可令他们一步蹬天，也可使他们立陷地狱。这就是为什么戴葆庭、马定祥、骆泽民等人鉴别钱币“眼力”，比丁福保、张絅伯、郑家相、罗伯昭等人要高出许多的根本原因。说钱币鉴定又很复杂，是说钱币鉴定不仅要靠单纯的“眼力”，它还需要知识做基础。经验固然重要，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你鉴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你不可能把天下钱币都上过手，摸个熟透。你没见过，谱录史籍失载的钱币不知有多少，如果你缺乏综合全面的知识，你的经验和眼力就会派不上用场，在一些钱币面前“马失前蹄”。记得有一位钱币鉴定大师，1992年突然发表文章称他认为“天赞通宝钱不是辽钱，是安南钱。四十年代认定天赞是辽钱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位大师会在天赞通宝问题上继续重蹈三十年代某些老钱币学家的覆辙呢？原因就是他对科学考古不了解，缺乏之方面的知识。他缺乏辽（契丹）和安南的历史知识，对辽和安南的文化发展不清楚。他连辽钱始终坚持在钱文中用北方俚俗字而不用正字的文化现象一无所知，看不到辽钱在这方面一脉相承的关系。如“赞”、“通”、“宝”，无一字不是隋唐俗字，而宋钱钱文就很少用这种字，安南更不会用这种字。这就是辽钱区别于其它钱币的最大特征。这位大师因为缺乏文字学知识和北方北朝以来书法变迁的知识，以及辽、安南铸币史知识，所以他看不到辽钱的重要特征，在甚嚣尘上的天赞是安南钱的浪涛面前必然重蹈三四十年前他的老伙计们错误认为天赞通宝是安南钱的覆辙。同样，另一位钱币鉴定大师也因为缺乏对历史知识的深刻了解，在“保大元宝”，“承安宝货”等钱币的认定上也犯了想当然和随风倒的错误，以至影响得这些钱币至今仍未得到合理的归宿。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南唐李璟与荆楚马希萼在南唐保大年间因诸多原因根本不可能铸保大元宝。可这位大师就是和其他钱币学家一道坚持保大元宝是李璟铸造的立场。这时他忘记了看形制特征，看不到南唐无（不铸）元宝，不铸旋读钱的时代特征，看不出保大钱文和南唐钱文格格不入的差异，鉴钱经验竟跑到了爪哇国，随帮唱影地跟着别人喊。遗祸至今还难以纠正。在“承安宝货”问题上，他也因为不熟悉金朝经济史，货币史，在发现承安宝货银币，有人否定承安宝货铜钱真实性后，他立即随合认为承安宝货铜钱是伪作的论调，把自己参与编著的《历代古钱图说》中的承安宝货铜钱大义灭亲地列为伪品。他不知道金朝实行银、钞、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三种（或两种）货币名称相同的现象在金朝比比皆是。承安年银币用承安宝货之名，铜钱也用承安宝货之名是当时金人的一种习惯，虽都叫承安宝货，可就象当代中国金银铜铁纸币都叫人民币，没听说只认一种为真，其它一概否定的一样。可谁都不会把银铜币弄混。而且宋代史籍明明记载了铜钱承安宝货的铸造时间，形制特点。可是因为这位大师不了解这些知识，所以只能听别人吆喝。其实钱币界最熟悉的金代贞祐通宝钱，在金代贞祐年间就有同名纸钞贞祐通宝。这一事实，即可证明金代确实存在两种货币同名，并同流通的事实。可正因为大师缺乏以上这些知识，所以他不敢坚持自己鉴钱经验得到的正确结果，在历史学家、货币学家的错误论点前不得不投降缴械，和他们同流合污。这也是钱币大师的悲哀和历史局限，实实值得后来人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