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诗的整体评价，不少人说糟糕，不少人说顶好。
　　如果他们针对的是同样的作品，形成这种泾渭分明的差异可能就和他们的美学趣味、价值判断有关；如果他们针对的是不同作品，那就比较麻烦了，没什么可比性嘛，或者与他们的着眼点不同有关，黑人看什么都黑，红人看什么都红。
　　诗人谈诗，往往都是谈水平线之上的作品。谈水平线之下的作品，要么是个人趣味，要么是文学教育或者研究现象的工作需要。　
　　诗人有时并不兼职文学教师。
　　按我的意思说，当代中国诗不坏。这个意思就是不错，好的意思。但是我又没说顶好，因为说顶好显得太不谦虚，还有说顶好就把上升空间给堵死了。
　　事先声明，仅凭一篇小文章就把复杂的当代中国诗说明白了是不可能的。这里从三个角度简单地勾勒一个肖像：当代的中国诗还是挺有美学理想的，挺有骨气的，挺有价值的。各种各样的价值，不过是多和少的关系。

  介入的选择性

　　诗应不应介入现实呢？
　　这话问的就有问题，诗从来就不存在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这就是说写什么本来是没有什么禁忌的。这是从理论上说。
　　仅从个人实践的角度上说，写诗就应该有禁忌。或者说个人禁忌是非常必要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话听着玄，其实非常实在。诗往往在有限之处才能发挥想象力。
　　但是总体而言确实不能有什么禁忌，就是说，你写的，我写的，他写的，加在一起就什么都写了。而个人能写多宽的面儿，不仅要看个人的兴趣与选择，还要看个人的能力，有的东西不是你想写就能写的。
　　著名的论断是：现代诗的胃不但能够消化月亮，还能消化钢铁和石油。
　　张曙光的《与僵尸作战》，写的是一款流行的电子游戏——“植物大战僵尸”，他从里面发现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人，比如：“有的在池塘驾着海豚，有的穿潜水服/也有橄榄球选手，高大而健壮。自然少不了/知识分子，阴暗，秃顶，拿着一张报纸，边走/边思考。当手中的报纸被打掉/他会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匆匆地/赶路。当然，最难对付的是……”描述与趣味之中不乏自嘲与批判的气息。
　　蓝蓝的《真实——献给石漫滩75·8垮坝数十万死难者》，其中有一句“哭声知道高脚杯的体面”，我不惜借用刘震云小说的名字《一句顶一万句》来赞扬它的厉害。
　　所以不管你写什么，选择紧俏的题材、素材和主题并不能占到便宜，还是要看你写得怎么样。艺术准则不仅是最高准则，有时还是唯一准则。
　　当然我对侧重时事的作品还是表扬的多一些。
　　不过在文学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与当代生活无关的诗。一切都和现在有关。这就是我有时总拿现代性说事的一个主因。比如唐不遇的《隐者不遇》，描述寻找隐者途中看见的景象：“深涧弯弯曲曲，石头/使流动的时间泛起波纹。”看起来颇具享受的古风，但是结尾喀嚓一转：“我承认，这首诗/是在轰隆的公共汽车上写的。”这就把人的现实处境写出来了。

  写得多与写得少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得的。
　　整个中国都为他高兴，一个是他众望所归，一个是他是中国诗人的朋友，不少人到他家作过客，听过他左手弹的李斯特。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不少，但是把他所有集子里的作品统计起来，也就是“近200首”。
　　一些人由此得出结论，写诗不在于写得多，而在于写得少而精。
　　这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毛病，较真就知道它的毛病在哪里了。
　　少不一定精，多未必就粗。
　　特朗斯特罗姆私下里写了多少谁知道呢？他年轻时写的草稿有多少谁又知道呢？文学上是有天才这回事，但是天才只是一个例外，或者历史的追认。在当代，文学工作就是一个工作，一个需要坐稳屁股的工作。
　　特朗斯特罗姆可能就是对发表控制比较严格，自我筛选比较厉害。他把自己觉得不好的或者差强人意的作品都藏起来了。当然了这是我的揣摩，事实未必如此。
　　同样的情况还有拉金，他发表过242首诗，也算比较少的了，但是他私下又写了多少呢？他对自己的作品形象是相当在意的。
　　发表的少与写的少完全是两回事。不幸的是一些人由此为自己写的少，甚至是不写，找到了借口。写的多少，写不写，是个人自由，本来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由此指责那些勤勤恳恳写诗的人。
　　我把这些人称为劳模，比如臧棣、黄灿然，他们都是写的比较多的，而且质量都很高。
　　比如臧棣的《比早餐更早的马尔马拉海丛书》：“我的疯狂是我比海鸥起得还早。”
　　有没有写的多，而质量不怎么样的呢？
　　这还用说？我说了我不管水平线之下的事。
　　事在人为。天才的事，当代没法考虑，能考虑的只是人事。
　　为什么那么喜欢写诗呢？原因在问题里就暴露了，就是喜欢，喜欢而已。没有比喜欢更重要的。还有许多人夸写诗的人：你们不贪图名利，坚持写作不容易呀。话是好话，但是不对。谁说写诗是坚持呀。你怎么不说某某女士坚持逛商场，试衣服呢？你怎么不说某某男士坚持打麻将，看足球呢？
　　写诗是一个嗜好。不少当代中国诗人已经把写诗当作个人嗜好。从这个角度说，当代中国诗当真是不坏的。

  站在汉语的外面

　　各种各样的思潮与社会现象都会投射到诗人身上，或者说诗里。
　　说自己不受任何影响的诗人只是自己那么表示决心而已。当然不排除有人就是沉溺在自己的生活之中，高蹈什么的。这没什么不对，但是这并不是整体的情况。整体的情况是现代这拨诗人不仅都是入世的，而且更加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强调语言的建设性。
　　当代诗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继承来的遗产中就有外国文学这一大块，虽然现在一些人片面地强调本民族的东西。本民族的东西当然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但是文学义和团还是不要再搞了吧。
　　中国作家或者诗人从外国文学那里学到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不想再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大题目，我只想说说具体的感受。
　　有一个角度是当代诗人更敏感的，更用心的，当然这和当代诗人受教育程度，或者自我教育程度有关，即对外国语的掌握。这促使他们不仅一如既往地尊重或者学习翻译过来的诗，而且促使他们直接进入外国语言，直接体会原来的诗的美妙或者问题，从而查看中国诗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
　　虽然在中国诗里也可以自查，但是站在汉语的外面看中国诗的问题或者长处，就会更加明显或者突出。
　　所以当代诗人翻译外国诗的行为比八十年代更自然，更热烈，但是表现得更日常化和更沉潜。我刚才谈到的诗人张曙光、臧棣、黄灿然，还有翻译卡瓦菲斯的朱永良，翻译拉美作品的胡续冬，以及最近对译诗上瘾的伊沙，更是勤奋得不得了。此外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名字……
　　他们不仅给其他读者阅读外国诗的机会，而且是通过“翻译”这种深度阅读方式提高了自己的鉴赏力，甚至是写作能力的。
　　这也是当代中国诗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建设的一个增长点。其他的东西还有不少，比如说民刊的建设问题，诗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等生态问题，以后有空再说，这次就这样了。

　　桑克，诗人，现居哈尔滨。

　　原载《北京日报》（2012年7月26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