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诗歌印象：过剩与匮乏
张清华

 

　　就在人们刚刚还在为“新世纪”的到来而亢奋和惊悸的时候，第一个十年已是流星一样一闪而去了。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新世纪”确乎已经不再“新”了，狂欢与喧哗的节日情绪渐趋沉落，网络带给人们的新鲜感也已不再那么强烈。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诗歌的景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它正回到一种“常态”。其标志是，标志性的事件和噱头不见了，作为“行为艺术”的诗歌不见了，张牙舞爪的或裸露癖式的诗歌不见了，亢奋的、狂躁和尖锐的情绪与语言也不见了。
　　这当然不全是好事。对于正准备书写“诗歌史”，将历史“知识化”的学者和批评家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喜欢的符号性的载体正在减少，他们必须额外花时间，去从近乎无限的“文本现实”中去提炼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再是通过对“标志性事件”的命名与叙述，或通过某种背景氛围的渲染和烘托，而把历史轻易地拎出。甚至他们的诗歌阅读的背景与氛围，也发生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变化。眼下我的处境也是这样，我所指望出现的可以成为“历史的痕迹”的极端化和标志性的作品并未出现，而满眼映入的是不忍错过和删除的“好诗”。
　　这也正是问题的所在，是我阅读的喜悦中伴随着失落的原因。因为职业性的病症总是使我在“好的诗歌”和“具有意义的诗歌”之间倾向于后者，并逼迫我想象它与“时代”之间的某种隐秘的回应关系，并且最终可能会扭曲我的感受力。
　　假如一定要找一首“重要的诗歌”的话，王久辛的《安魂阿拉伯海》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它从拉登这一特殊人物身上延伸出来的关于信仰和生命、强权与恐怖、邪恶与正义的纠结混合的思考，给人以多重和深远的启示。
　　“小诗”在这一年中似乎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我不知道此种感觉是否准确，但我个人确读到了比以往要多得多的小诗。虽然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于什么是“小诗”进行过权威界定，但笔者斗胆以为，十行以内或许应该是一个合适的长度。在“写小诗令人发愁”(借用朵渔的诗句)的时代，推崇言之有物、能够以最少的笔墨触及读者的心弦、甚至时代的神经的作品，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
　　顺便说一句，我似乎突然意识到了“70后”、乃至更年轻一代诗人日益成长和显著的成熟迹象。除了朵渔，我还要向读者推荐这几位：孙磊、轩辕轼轲、晓川、丁成、王东东，在我看来，他们的语言表现出了日渐坚实和准确的力量，所展现的经验和思想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深刻和清晰。即便是管党生这类有争议的作者，其诗歌也是有敏感的及物性的，值得玩味。还有一些似乎是“新人”，然而我并不了解他们具体的年龄，他们是西原、碎岁、艾傈木诺、吉狄兆林、阿克鸠射等，这些作者的作品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给人以新鲜与陌生的冲击；另外，一些女诗人的作品也值得推荐，如谭畅、舒羽、夏花、金铃子等，夸赞她们作品的深邃、睿智和大气也许会有人反对，但至少我以为，她们的诗中并无通常易见的“小女人气”，同时也不止是以感性和“优雅的抒情”见长，而是以饱满充盈的精神性和冲击力为标记的。
　　还须特别提到的是一些成名已久的诗人，他们同样令人喜悦地拿出了优秀的作品：李亚伟、陈东东、胡冬、潞潞、大解、雪松、长征、陈超、耿占春、哑石、发星、徐江……他们要么写出了依然才华逼人的作品，要么写出了练达老到而令人服膺的作品。特别要提到的一位是胡冬——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应该就是“第三代”群落中“乘一艘慢船去巴黎”的那一位了，如今他手执个性独具的诗句再度归来，依然光彩四射。我同时还要表达对于身兼批评家角色的陈超的祝贺和敬意，他在近年写出了一批凝思从容、让人怦然心动的作品，并且其中还不乏“以诗论诗”的“元诗”作品，展示了诗歌写作的“可开放性”的质地，令人玩味不已。
　　“列名单”当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历来“列名单的批评家”可谓备受讥讽，但没办法，我这里无法不列出他们令人艳羡和钦敬的名字——虽然列得越多也就越是不全，有更多的诗人被遗漏在名单之外。
　　岁末我才经友人提示，读到臧棣的《北岛，我不是批评你》的长篇访谈。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谈及，但因为这一年度中“事件”的缺乏，便只好列在这里。也许感兴趣的读者朋友都值得去看一看，不是要从中读出对错，而是要引发一些关于当代诗歌历史流脉、关于其存在场域与文化环境、关于诗人当下的写作身份等等问题的思索。如果非要表个态，那么我要为臧棣一反常态幽默洒脱的文风、也为北岛淡定处之不作回应的风范鼓掌——为他们在如今一团和气得有些庸俗的诗界掀起了一点敢说话、说难听话的批评之风而喝声彩。不管臧棣的批评是否适度，我认为倒是有可能引发人们对于当代诗歌历史的重新思考，引发国内外重新认知国内诗歌状况与作品成就，并且最终改变以往的谱系与定见，这就不是小事情了。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代诗人为中国当代诗歌所提供的思想与美感经验，基本上已经“固化”为历史了，而“活在当下”的是更为丰富和新鲜的东西，因此北岛如果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讲话，自然是一回事，但假如他还以自己的写作和文本为准则来发言的话，便会显得很有些落伍了。
　　去年夏天，我为《文艺报》写了一篇题为《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的文章，来试图笼统地描述一下近十年来诗歌的状况，显然这是不得已的耍滑。但如果非要通过某个“整体性的修辞”来指称这些年的诗歌状况的话，我仍然会坚持这个比喻。在今天，假如一个选本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它最终就是隐喻或者模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假如读者从中读到了类似的感觉，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意义得到了确认。
　　需要另外用“名单”提到的是新添的数种诗歌读本，它们是潘洗尘主编的《读诗》、泉子主编的《诗建设》、普冬主编的《新诗》、罗振亚主持的《天津诗人》等。这些读本多是以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形式问世的，它们与原先大量存在的民间刊物如《女子诗报》《诗参考》《葵》《独立》《太阳诗报》《活塞》《灵魂小组》等一起形成了看似“非主流”、实则已然成为主流的诗歌景观。不过，鉴于如今公开刊物和民间刊物之间界限的模糊，诗歌界早已不存在任何二元对立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刊物的意义也同样被缩减了。这意味着，当代诗歌的传播媒介正在一种奇异的混合中，完成重新洗牌的过程。

　　　　　　　　　　　　　　　　　　　　　（《文艺报》201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