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心藏了大恶还是悲伤？
——张后访谈沈浩波 

第三部分：关于当年的“奔逃”事件

张后：我2006年有幸买到一本你的《心藏大恶》，命运多舛的诗集，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个书店买到的，三折，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情人节，我询问一下老板还有几本，老板说一共进来五本，我随便问了又问，这本书不是被禁了吗？老板则说，这是一本诗集，有什么可禁的？没听说过，又不是黄书？是啊，又不是黄书，有什么可禁的呢？我听说你这本书的出版，把一家出版社连锅搞掉了？责编被炒了鱿鱼？我读了读，也没发觉有什么必要查禁的？谁没有年轻过呢，爱情是一首诗，多浪漫啊？

沈浩波：是时候了，那一段历史，我还从未和盘托出。偶尔在诗歌中写及当年之事，也会被别人指责为炫耀“流亡”，去他妈的，我自己是坚决不使用“流亡”这个鸟词的，既非流放，也不是亡命天涯。再说，“流亡”这个词，已经被很多当年去国离乡的诗人用脏了。我用的词很诚实——“奔逃”，飞奔着逃跑，仓皇，无奈，一步一回头，时刻想回家。

2004年，我出版了诗集《心藏大恶》，通过我的忘年老友，沈阳诗人李犁，联系到了大连出版社，最后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发行。这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删除了我的一些诗，还都是我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比如《一把好乳》、《强奸犯》、《淋病将至》、《棉花厂》等等，这些诗曾经给我带来巨大的声誉和争议，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些诗，至今都很喜欢，我认为这些诗歌是中国诗歌走向21世纪的开始，是崭新的最富生命力的声音，《心藏大恶》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我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把这些诗去掉。那时真是过于年轻，对什么事情都不以为然，我以为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这本书被禁，还能怎么样呢？而且我觉得，中国已经在走向开放，对于这样一些诗，官方应该可以容忍，又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无非是用词有些“狠”而已，我始终认为，我的诗歌，即使在写得最“狠”的时候，诗的内核都是“正”的。所以我没有接受大连出版社的意见，在印刷时把这些被删除的诗又恢复了。我没有想到这会给所有与这本诗集相关的人带来厄运。如果我能够预见到，我绝不会那么天真和自私，一本诗集而已，谁能想到动静会那么大呢。《心藏大恶》我印象中是2004年5月出版的，印了10000册，流向了市场。
很快，辽宁省有关方面就开始过问此书，但只是对出版社提出了批评。我一下子就放心了，并认为这证明了我的设想没错——中国的文化环境在变好。但突然有一天，风云突变，我忘记是哪一天了，应该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李犁和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分别给我打来紧急电话，说有关部门的人已经从北京飞到了大连，正在查处此事，而且去了好几个高级官员。我惊呆了，因为一点前兆都没有，怎么检查组就已经到大连了，当天下午，我在北京放《心藏大恶》的图书仓库，就被另一队北京市的人马查封了。动作这么迅猛，我才意识到——出大事了。大连出版社的编辑继续打来电话，我情况太严重了，是中央某高层领导（请原谅我不能在此说出名字）无意中看到此书，晚上打电话给最高的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凌晨两点开会，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组成检查团飞到大连调查。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大到什么程度。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新浪读书频道的编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要求新浪网删除有关《心藏大恶》的消息，编辑问为什么，对方沈浩波：黄色、下流、反动。这就是对《心藏大恶》的定性，后来，我看到了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这六个字赫然在目。

各地图书批发市场都接到指示，要求回收《心藏大恶》，一本都不准流入市场，甚至愿意花钱回购，只要不流入市场就行。
某开设我的个人专栏“心藏大恶”的著名文学网站站长，遭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质询，要求删除我的专栏。该站长问为什么，对方沈浩波，不要问为什么，这事大了。
大连出版社所有跟《心藏大恶》有关的编辑人员，包括社长、总编，全部被撤职。具体的经办人，包括帮我联系出版社的诗人李犁，都被永远禁止从事出版活动。

各地的报纸接到有关文件，认定此书为“黄色、下流、反动”并且不准再对我进行报道。直到2006年，《新京报》的王小山在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楼村记事》，报禁才被冲开，各地媒体才开始陆续能够出现我的名字。但也还有例外，至今，在新浪博客频道的搜索栏，用我的名字搜不到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