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心藏了大恶还是悲伤？
——张后访谈沈浩波 

“下半身”是一种价值，是追寻个人生命尊严的价值。是一种道德，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纯粹和干净的道德。那些“下半身运动”的创始诗人们，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蝇营狗苟？同流合污？从来也不会。他们甚至有着过高的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贯穿在他们的写作和人生中，从不妥协，对肮脏之物嫉恶如仇。当时在“诗江湖”写作的年轻诗人们，多少人是被这种气氛吸引而来的？我热爱这种道德，它对我的内心的坚定有很大帮助，但我同样不希望这种道德转变为一种精神的洁癖，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们成为道德清教徒。实际上这种分歧在我和尹丽川、朵渔们之间一直存在。“下半身”并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一群完全不同的诗人组成的氛围，但我们每个人，都贡献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我们有着很大的精神共通之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现在想来，当年的那场我和尹丽川、巫昂发动的“签名”事件，不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写作道德外化的结果吗？

“下半身”是一场反动和一次新生，更是一场巨大的催化。“下半身”反动了朦胧诗以降的种种趣味化的诗歌、概念化和文化化的诗歌，是对文人趣味、文化趣味、学院趣味和平面化的生活口语趣味的反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从写作伊始就尊重个人生命体验，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写作，追求有身体的写作而不再去写内心浮夸的诗歌，它使中国诗歌开始获得了更新的和更现代的美学体验，催化了中国诗歌迈向更深刻的追求写作者个人生命核心的写作。

由于深刻的骄傲，当年“下半身”的参与者们都不再愿意提及当年之勇，有的诗人为了追求更独立的个人写作，甚至有意与当年“下半身”所追求的价值和方向拉开距离。我能理解这种写作的追求，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被局限在某一个群体中是不能被自己容忍的，尤其是“下半身”的那一群个人精神非常独立和强壮的诗人们，他们不能容忍“下半身”笼罩于自己的写作声名之上，不能容忍个人写作的独立性遭遇任何质疑。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但我今天对此已深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东西，真的能够限制我的个人独立性，我已经天然是我，“下半身”也遮不住我，或者说，我已经足够充分和自信的可以重新面对这个我曾经以为会遮蔽我的强大诗歌词汇——“下半身”了。我还想说的是，当年受到“下半身”影响的一些诗人，这几年，由于这种骄傲的存在，刻意让自己与当年“下半身”的美学方向越拉越远，其实反而生硬的伤害了自己的诗歌，当年的那种生命感和身体感变得越发苍白，这是得不偿失的。其实，追求纯粹生命本体感受的诗歌体验，本来就是放大各人独立内心的，又岂会被区区一个名词遮蔽呢？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生命感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与其经历、感受、思考过的当下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当我自觉已写出了匹配我当下生命价值的诗篇时，我并不敢去否定当年青春勃发时的生命体验，那些可不是什么“少作”，那是最年轻的生命，最激荡的精血凝聚成的生命勃发之诗。这么多年来，我私心最爱的诗歌，一直是《一把好乳》，那种语言的爆发，那种铿锵的生命感，融入了每一个字节和音符。《一把好乳》是我饱受骂名的诗歌，2006年，因为与畅销书作家韩寒在网络上争辩，而被这个浅薄的青年当做我的历史罪证贴到他的博客上，从而得到了第二次疯狂的流传，这个文学青年和他的更浅薄的粉丝们并不知道，他们口中诋毁不已视为我之不能见人的罪证的诗歌正是我自己心头的珍藏。我知道这首诗歌的意义，几乎可以这么说，这首诗的诞生和一诞生就遭到中国诗歌界口诛笔伐的命运，昭示着21世纪中国诗歌的开始。是的，新的写作开始了——当《一把好乳》这样强健的生命感直接爆发的诗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张后：刚刚曲终人散的柏林电影节上，金熊奖颁给了秘鲁电影《伤心的奶水》，电影里讲述一个秘鲁少女法斯塔，恐惧一种在秘鲁恐怖统治时期下被强奸后易于感染的病“伤心的奶水“，为此她偷偷在自己的阴道里塞了一个土豆，以保护自己……如果这电影是在中国拍的，整不好就被说责成“下半身”电影？
 
沈浩波：你怎么这么爱看电影？阴道里塞土豆，这个情节基本上是满足艺术青年的心理需求的，不高级好不好？
 
张后：我一直对你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中的“从1980年代开始，追求先锋精神的诗人们一直在跟知识、文化进行着较量……这是通往诗歌本质的唯一道路，这是找回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唯一道路，不了解这一点的诗人，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论现代诗歌”这一条目持有异议？假借访谈的机会，和你一辩，我们（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为什么非要较量呢？诗歌的呈现是为了不同风格和领域的较量吗？我们是不是都走进了一条误区？我自己写诗是因为我觉得诗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初衷不必要去和谁较量而写的？也没人可以剥夺我的谈诗论诗的资格？你说呢？诗歌不是政治，不能将诗歌搞成诗政治？打倒不意味着毁灭，涅槃不意味着重生？
 
沈浩波：亲爱的提问者，您是在教育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