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心藏了大恶还是悲伤？
——张后访谈沈浩波 

各地出版社接到相关文件。当时，伊沙主编的《被遗忘的经典》选了我5首诗，我的名字放在封面（还是封底？我记不清了），书已下厂，被紧急叫停，删除我的诗，重新排版印刷，但封面和封底没有变。所以最后的成书很有趣，封面上有我的名字，但书里没有我的诗。
我知道事情正在愈演愈烈，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大。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都在帮我打听，但是消息一个比一个坏。

从直接查处大连出版社的某部传来的消息是，现在查到了我在大学时写的一首“恶毒”攻击某领袖的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写过这样的诗，回家查当年在校期间的各种油印小报——查到了，不能说“恶毒”，但确有嘲讽。我一下子汗都下来了。
又有消息传来，说认定我是有组织的，什么组织呢？说是“下半身”是一个组织。天哪，我无语，一本文学刊物和一群写作的朋友，怎么可能构成组织呢?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解释，谁又能听我说。“反动”，并且“有组织”，这样的罪名令我心乱如麻。我在北京的朋友们也都每天为我担心，更多的托各种关系去了解情况。
越来越风声鹤唳，尹丽川也被揪出来了，据说是我的档案和她的档案是同时被调查的，厚厚的两大摞。

有关方面终于直接召见我了，审问，审问，我努力装作坦然，我想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诗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方的沉默另我无奈。他们问到了“下半身”，令我心惊肉跳。
从各个渠道去打探消息的那些平常被认为是眼首通天的人物全都不约而同的给了几乎同样的答案——问到某一个层面，就问不下去了，沈浩波是：这水太深，你最好别问。
尹丽川也很害怕，她搬着电脑，到处混迹，不敢在家里住。

这时，香港诗人郑单衣给我发来邀请，请我去香港参加国际书展的诗歌朗诵活动。我正好在北京憋得要死。就去香港参加这个活动。很担心出不了境，但没有出现任何障碍，我一阵窃喜，觉得可能真的没什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参加完国际书展的诗歌朗诵活动，诗人姚风邀请我去澳门一游，从澳门回到珠海。

我定了从广州回北京的机票。在从珠海去广州的长途巴士上，我想约杨克喝喝茶聊聊天，我还是那年《中国新诗年鉴》的执行主编嘛。拨通了杨克的电话，约好广州见。突然，连续三个从北京来的电话几乎前后脚打进来，问我现在在哪里，让我马上跑，一分钟都不要停，说是有关部门马上就要行动。三个电话，来自三个不同的渠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手机关掉，SIM卡扔掉。我那时很冷静，在想怎么才能抓紧离开广东，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什么都没有，怎么走？到了广州该联系谁。谁会帮助我。而且我不能直接找跟我很熟的朋友，我担心他们的电话被监听。
到了广州，我找的人是诗人燕窝。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我会找燕窝帮助我。因为我跟燕窝在诗歌理念上分歧很大，日常也毫无交往，甚至在诗生活的论坛上还狠狠的吵过一架，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骂她。但就在此前不久，燕窝曾经为《诗生活月刊》对我做过一个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大气的有侠肝义胆的女诗人，不矫情，很坦率。燕窝也压根没想到我会找她，并且是托大帮这么大的忙。说大很大，但做起来也简单，我要通过燕窝联系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小说家盛可以和诗人阿斐。

见阿斐，是因为我既然已经到了广州，并且很块就要奔逃出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还能再见，那我总想见我的朋友一面再走啊。
而盛可以则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帮我做好了一切出走的准备。并且她一直很安静的平稳着我的情绪。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然后就出发，先到深圳。我通过很曲折的方法联系到在北京的朋友，让她们给我送钱来，我需要一大笔钱。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在北京，尹丽川、金海曙、阿美、李师江、巫昂、南人等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日夜为我担心，她们，还有水晶珠链、张亚璇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商量对策，现在我想起来，心中都觉得温暖。她们派出了最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女诗人水晶珠链飞来深圳给我送钱。水晶是80年代出生的小美女，那么年轻，在那样的气氛下，顶着那么大的压力飞到深圳来与我汇合，令我动容。

离开深圳，去了香港。我的朋友郑单衣热情的为我安排一切。最后，安排我去了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华人毕竟不多），我挥金如土，以此在抵消心中的惶惑。每天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暴走，一走就是十几个街区。换了好几个酒店，住很大的套间——不管明日，只管享受，但真的是享受吗？内心的不安一分钟也不会平息。思乡，思乡，思乡，真想不管了，回国算了。但是永远接不到任何转好的消息。

我从吉隆坡打的前往马六甲，马六甲万种风情，大海一望无际，我在人群中穿梭，在大海边漫步，心中却一片死灰。那种不知道明天自己在哪里，不知道明天自己该如何，不知道明天自己会怎样的悬空感，令我内心一片空白——除了不安。连恐惧都没有，只有不安。
有一次，不小心进入了一个盛大的集市，我是抱着看热闹打发时间的心态进去的，挤进人群深处，才发现全是马来人，一个华人都没有，我这张华人的面孔，非常突兀的挤在人群里，周围充斥了不祥的目光。那时才有了恐惧感。仓皇逃窜。

或者是晚上，误入马来人的酒吧。一酒吧的男人莫名其妙的看着你，又是仓皇转身。
我当然还有办法与国内的极少数的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
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那边到底怎么样。仿佛石沉大海。只是有警察去尹丽川家找她，没找到，也就罢了。通知我出走的那些消息渠道几乎全断了，他们好像全都放弃了徒劳的努力。一些人甚至开始索要相应的好处——否则，就不出手了。因为事情太大，必须要足够的好处才行？还是帮忙太久，没点好处对不起他们自己？我不知道，有些好处我真的给了，托人给的，给得不少，但最后还是：这事太大，没有办法。

我孤悬海外。
消息日渐稀少。
只有我的朋友们还在努力。

有的想办法可以让我去德国，申请政治避难。但我不能选择这条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怎么谈得上政治避难呢？那不就真把“反动”坐实了吗?说实话，我仔细翻检过好几遍《心藏大恶》，真没觉得有什么反动的。况且，我很清楚，政治避难了，就真的再也休想回国了。而我必须回家，我做梦都想回家。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还在每天担惊受怕。
有的想办法让我去丹麦住一年，居住到某风景如画的写作山庄。那个山庄我先前去过，美得不像人间，大片的森林、草地和湖泊，一个小小的山庄居于其间，仿佛童话里七个小矮人的住所，周围杳无人烟。仙境般的地方，天鹅和绵羊的天堂，但绝不是人待的地方，待一周可能是享受，一个月那就是监禁了，对于一个不懂英文的人来讲，这牢坐得会比在国内真正坐牢还寂寞。当然不能去。

度日如年，漫长的等待。我在写诗。写一首铺天盖地的情诗。只有那样的寂寞和思念才会铸就这样一首我一生中再难复制的情诗——《离岛情诗之伤别离》：

我要为你写一首情诗,一百首情诗,一千首情诗,一万首情诗。

为你。为一个你,两个你,无数时刻的你,这个你,那个你,无数面影的你,具体的你,泡影的你,躺在我怀中猫身里的你,舌头中的你,温暖子宫中的你,今夜不存在的你,孤独的梦中梦不见的你,稠密的海水中突然消失的你,龙眼树下没有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