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新宇

“我是X癌晚期，我已经活了XX年了。”掌声立即响起来,一次，又一次，几乎盖过台上发言人的尾音，毫无迟疑，热切又热烈。

这是2015年初春，上海市癌症康复学校举办了第95个开学典礼。学校精心安排了十多个节目欢迎新学员，舞台上各种才艺轮番上场，获得最多掌声的，却是几位“抗癌明星”一句相同句式的自我介绍。

台下的观众几乎都是癌症患者，这句简短发言对他们来说，是何等光芒闪烁。一位确诊胃癌后存活了十多年的志愿者评价：“诊断是否准确已不可考，到底怎样战胜癌症也难确定，但我们需要的就是希望，一定要有人告诉你，‘癌症不等于死亡’！” 

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希望对生活的意义，对癌症患者而言，这两个字的效用不止是精神动力，而是实实在在的治病良方。

“加油！加油！”一群中老年人在互相击掌致意，他们掌心都画着一个“自画像”，是刚才自己为自己画上的。这酷似老套企业励志课程的一幕，出现在上海市癌症康复学校的“集体抗癌课”上。

主讲这一课的，是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袁正平。课程内容在外人看来没什么新意，学员们却听得动容，“这个圈子里，有一种共同语言，即使是亲人也不一定理解。”俱乐部的老会员李辉如是说。袁正平把新来的学员按病种分作各组，肺癌一组，乳腺癌一组……鼓励他们“共同活下去”。

活下去，也是袁正平的愿望。1980年，袁正平得知自己患上淋巴瘤，正是新婚第七天，他蒙在被子里哀哭不已。经过几年的化疗，他的癌症治愈了，才发现自己已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工作、社交圈子。“原来的平辈，甚至后辈人都超过我了，他们谈工作、谈事业，我没的说，就产生严重的失落感。有时候也会不甘心地想，假如我不生癌症，你那个位子我也坐得到。”对他打击更直接的，还是当时人们对“癌症病人”抱有的恐惧和歧视。有一次，袁正平路遇一个老朋友，因为多年未见，他很是兴奋地冲上去想同人握手，对方却缩着手没有回应的意思。袁心里清楚，这朋友是怕他“传染癌症”，那时他就暗下决心，要组织一个“癌症病人”自己的群体。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有不少癌症康复者都在练“郭林气功”，这样的气功练习团逐渐更多偏向互帮互助、心理辅导的功能，只是缺正式的名分和规划。1989年秋，在工会管宣传工作的袁正平给《解放日报》送稿子，编辑们问他有无人们关心又温暖的选题，他提出了癌症康复团体的想法，立即获得通过。当年11月7日，一篇《上海有家癌症患者俱乐部》的报道令这个群体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且反响极佳。《解放日报》索性做成了接连6篇的系列。

有了名声，不少事情都变得容易。俱乐部原来的活动场所设在一个弄堂里，不少居民嫌弃他们，“弄了这么多癌症病人在新村里，空气都污染了，不敢开门，衣服也不敢往外晒了”，一意赶他们离开。经过报道，俱乐部获得社会和企业的支持，在浦东新区的希爱大楼得到了五千多平方米的独立活动空间。

1993年，他们又创办了癌症康复学校， 25年下来，俱乐部会员超过一万六千人，其中成为志愿者、成为抗癌明星的也有数百人。借着这笔资源，俱乐部与一干单位开展合作，他们在上海多家医院设点，派志愿者跟住院的癌症患者谈心，与上海福寿园公墓一起设置属于俱乐部会员的陵园区——希爱园。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也找到他们，做癌症患者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调查。

作为民办社会团体，他们难以向上海之外扩张，与卫生部门的合作也仅局限在区一级的疾控中心。据袁正平说，全国有一百多个城市存在类似于俱乐部的癌症患者互助组织，但这些组织之间联系得并不紧密。但这些无关紧要，恢复期的患者不需要像治疗时那样，跋山涉水地追寻大城市最顶级的医疗机构，他们只要在自己身边获得支撑与温暖已经足够。

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8期，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封面故事《希望之书——大陆癌症治疗报告》，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