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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文/曾鼎
很挤,挤得人不愿意抬头,一抬头就会遇见各种眼睛,麻木或者忧虑,平静或者愤怒,哪怕是喜出望外的眼神,也不会带来松弛——空气中密密麻麻布满焦灼。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得一步步挪,有人不耐烦,急匆匆地撞过去,权当撞到的人都是空气,被撞的人也没反应。时不时有人高声喊各种名字,南北腔调,或者斥责,或者吵闹,直直地扎进耳朵,慢慢地就渗出了汗,混在窄窄走廊里,混在人群散出的各种味道里。
人群里全是每天从各地涌来的肿瘤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很多人万里求医,这儿的医生们自然都是各自所在医学领域的翘楚,也是许多病人们几经辗转的最后希望。很多时候,他们只被记住是医生,病患没有心思去看白袍下的血肉之躯——手术做到半夜,凌晨3点才挨到床,第二天7点要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疲累得无处言说;做了种种努力,仍不能妙手回春,相处了2、3年的病人最终去世,一切心血付诸流水。
在医患两边,信任与了解可能是当下最稀少和昂贵的东西,却又是战胜癌症的必需品,在这个人类疾病史上最令人畏惧的魔鬼面前,这样的必需品与生存率成正比。
55岁的张晓东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一名壮实的中年男子进进出出找“张主任”。门诊助理请他再等一会儿。男子略有不满,竭力稳了稳心神,去登记病例:“腹部特别胀,便秘了一个多月”。之前在北京另一家医院的消化科做了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他不放心,忧心忡忡地来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20分钟后,病人们期盼的“张主任”一阵风似的卷进门诊室,她在微博上拥有10万粉丝,每日都有病患慕名而来。狭小的诊室可容人的空间也就8平方米,最多时挤进了15位病人和家属。张晓东的两位助理分坐在一张桌子的两端,做初步问诊病人和记录病历的工作。张晓东则在这两端快速挪动,有时干脆站着为病人分析病情和治疗方案。“每天要在短短的5分钟左右,把一个复杂的肿瘤给一个神智恍惚、心情沉重的人讲到大概明白。”
焦虑不安的中年男子拍打自己微胖的小腹,担心里头藏着一颗肿瘤。他不断提起家里十多岁的孩子,诉说“害怕有个三长两短”。张晓东查看一番后认为,男子几无可能是肿瘤,可能是胃炎。男子长嘘一口气,离开时连声说“那就好”。张晓东抬眼笑了笑,补了个注解:“吓的”。
这样欢喜的结果在肿瘤医院的诊室并不多见。周四的这个上午,张晓东总共接待了30多个病例。来诊者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方言。很多是由家属带着病人的资料过来,病人自己没有到场。从食管癌、胃癌、肝癌到结直肠癌,大多数病例是晚期癌症病人。
母亲仍执着地念叨,向张晓东确认每一项疗法可能带来的希望。直到10分钟后,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挣扎已是徒劳,也再无话可问,只是呆坐在小板凳上不动,望着诊室的窗外,眼眶渐红。旁边的父亲一直沉默,直至张晓东起身,开始为那位不礼貌的病人再一次解答病情,才拉起已经哽咽的母亲,默然离开。张晓东望过去,有心无力:“21岁的病人,这个年龄的瘤子非常罕见,也非常恶性,我们一般都不建议治疗。”
整个周四上午,绝望的号角不间断地在这间诊室吹响。虽然名为“肿瘤”医院,但这里接收的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问诊病例里只有一例良性肿瘤。很多病人的肿瘤已经广泛转移,从外地辗转来此。北大肿瘤医院80%的病例来自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作为国内顶尖肿瘤专科医院的医生,张晓东和她的同事们所做结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肿瘤病情的终审判决。
【图/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张晓东(左二)和她的团队贾军、孙志伟、余靖。摄影/丁大伟】
肿瘤医院的专科门诊时刻争分夺秒。张晓东就遇到过拿着小本来提问的病人,上面罗列几十个问题的小本,张晓东说,“很遗憾,我顶多只能回答几个。很多患者在后面等着,把自己掰成八瓣也不够用。”面对超出自己医学知识的治疗方案,或是参杂了对医生的信任、家庭经济实力等各种因素,一些病人家属犹豫不定,甚至在诊室争吵了起来。张晓东有时直接摊牌,“给你们3个方案,A...B...C...你们自己出去商量完,回来再告诉我。”
尽管医术上与国外差距不大,但张晓东明言,从就医感受上来说,国内确实难比国外。她回忆自己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血液与肿瘤中心门诊交流时的经历:舒适的诊室、充足的交流时间,门诊每每都是和谐、温馨的气氛。而国内的门诊,“数位患者及家属围着我,讲得我吐沫星子直飞,嗓音高八度,着实像菜市场卖菜的大姐。”
如此紧张而焦躁的门诊,冲突有时瞬间就爆发了。一名带着病历资料复查的中年男子在诊室里,冲着张晓东的助理恶狠狠一瞪。这是一个病人的家属,除了张晓东,男子已经同团队里其他医生都发过脾气。除了好言劝慰,张晓东也无计可施:“他的妻子得了胃癌IV期,脾气能好吗?”紧张而高强度的门诊,医生也容易疲劳和烦躁。一道帘子隔开的隔壁诊室,一片喧闹声中,一位男医生不知因何事生气,嗓门高了起来。
(本文节选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18期《希望之书——大陆癌症治疗报告》,更多精彩详见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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