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也就是1993年，作为特殊群体——“高考移民”之一员，我在外省异地参加了第N次高考。因为在老家念中学时过早走上了“歪门邪道”，爱好文学，把大量时间、精力花在了创作（实为练笔）与阅读课外书上，我的成绩很差，严重偏科，考了几次大学都失败了，而且是惨败。后来又致命地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管是理想、事业还是生存、活着）；却又不知道通过自费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并找一位有头有脸的著名作家给推荐一下，去申请某所大学的特招指标（破格录取），便只好因为一个偶然的信息指引，走上了一条危险（因为不合法，所以危险）的道路：转移户口，开辟新“战场”，到高校招生分数线低不少的隔壁省份去参加高考。我自己还自我解嘲，或者说大言不惭，更或者说迂腐可悲地称之为“曲线救国”。

那是1993年，我第一次来到异地参加高考。因为自己在异地学校补习的这一年学习确实非常努力，成绩进步很大（我已经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了）；因为异地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高考分数线确实比较低；因为异地仍然是采用传统高考命题形式，对于我这个早已高中毕业并最初便是参加传统命题形式高考的人来说更加适应，所以那年高考我表现出色，总分超过了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20多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这次我第一志愿填报的北京某大学一定是十拿九稳了，我的心里当然也是非常兴奋。

在学校看完分数后，我去一名当地同学的家里去玩。因为突然而至的巨大成功，我的内心过于激动，情绪波动太大；又因为那会正是炎夏酷暑的三伏天气，我可能是中了暑，刚到同学家不久，在小便时，我顿时手脚像发疯了一般胡乱、剧烈、粗暴地挥动，嘴里大喊大叫，五官狰狞，谁也拉扯不住；然后身体重重地栽倒在卫生间里，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躺在地上老半天，什么知觉也没有，大家也拿我没办法；好不容易醒来一看（这时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怎么自己睡在了这里，衣服邋遢，头发凌乱，满脸污物，脑袋还有点昏沉沉的？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同学说：你刚才这一幕真吓人！听他们把整个场景描述给我听后，我突然觉得：这与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中描述的范进中举，狂喜发癫，又打又闹，神志不清的场面何其相似乃尔！在场的我弟弟认为这是癫痫病（即俗称的“羊癫疯”）的症状，我不同意，一则，我们家并没有癫痫病的遗传；二则，我在这次以前从没有犯过，在这次以后也再没有犯过。

只可惜，那次我高兴得太早了。由于我高考没有改名，仍是用的在湖南老家的本名“肖飞”，我被当地不知道是谁告发去了上面的有关部门（或者是由于我的特殊情况，许多有关的考生材料不够确切和充分），结果没有被我第一志愿填报的院校录取。我只好翌年东山再起，到隔壁另一个地方又补习了一届，并改了个名字“李子迟”（跟我妈姓）；加上我更加努力，成绩更好，这才在1994年高考中考出了更高的分数（超过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40多分），顺利（其实同样是很危险、很侥幸）地到了北京另一所更著名、更高级的大学深造。

现在我敢说出这些真相了，因为我已经在1998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自己曾经参加高考并成功“过渡”的地方尽心尽力贡献了7年，又于2005年辞掉了公职，成了彻底的无业人员。如果说，我当年违反规定来到此地参加高考并被外省名牌大学录取是“欠”了他们，到2005年我就全部还清了“债务”。李敖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也愿意做个这样的人。现在我敢这么说，因为一方面我不欠人家了，问心无愧了；另一方面我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拿人家的了，所以谁都拿我没办法了。

不过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此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深深感谢她。将来若还有机会，我也一定愿意再报答她。